现存中国最早的照片（太有价值了）

“这是个约8万人口的城市。周围有城墙，形成一个每边长度约一公里的正方形。城门上有四层木结构的楼阁，共四层瓦顶，比我在其他省份看到的更为壮观。东西南三面城墙边上都接郊区，其中南门外郊区最大，沿着通往蒙自和东京的商业大道延伸一公里多。只有北门面对岩石。

　　街道就如中国所有的街道一样：一样错综复杂，数条小道通往两条连接各个城门的大道……”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这些照片有一天会被一个中国青年万里迢迢地带回故土。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这个法国人就是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字方苏雅)，1899-1904年期间法国驻云南的最高外交长官。任满回国后，他与妻子到了乡间，在一座名叫“小中国”的庭院里隐居，直至1935年病逝。他没有儿女，留给夫人的是装在一个紫檀木箱里一批他收藏的中国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张照片。1985年，年事已高的马尔芒女士将这些遗物分成四类，分别赠送给四个国家博物馆。但是遵照丈夫的遗嘱，她没有把已制作出的照片和16毫米31分钟的纪录片送出去。

迷宫般的青石板街巷
  老昆明典型的青石板巷，在今蓖子坡一带仍有可见。这种石板路中间的石块较大也较整齐，乃是“官道”；而两旁则以碎石铺地且较中间为低，一来突出尊卑有序，再者也是排水的需要
  早前的昆明主要街道，与内地许多地方一样，多用青石板铺路；而小街僻巷，则多半是泥土路，大雨后泥泞难行。方苏雅初到昆明时，曾惊异于其街巷的繁杂无序和石板路上石块的零乱和缝隙之大，这中间除了文化、美学上的差异外,当然还有经济上的因素。不过，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在当时水患频繁的情况下，石块之间的缝隙除其固有的渗水功能外(石板下有排水沟渠)，确实显现出一种淡泊、随意的自然之美，与道旁的房屋相配合，颇具古朴之风，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难以替代的，令人想到文明的独特性即合理性。

    方苏雅时代的昆明人喜欢养狗，据说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前后，昆明境内城乡合计五、六万户中，养狗不下五万条。比如昆明县衙门内就有五、六十条狗，甚至在归化寺附近还有几亩狗饭田，归县署收租养狗。不过当时中国人养狗一般都是用来防盗看家，几乎足不出户；图中大摇大摆走在“官道”上的两条狗却是方苏雅从法国巴黎飘洋过海带来的宠物，它们一直紧随方苏雅左右，在中国走过了几千公里的水路陆路，并不时从方苏雅“自然主义”照片中闪出来“穿帮”，提醒我们一个高超摄影师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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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齐睹“金碧交辉”，本是从前的昆明百姓60年一次的盛事，但这一有象征性的景象在清末也已象征性地衰败了。就在方苏雅拍摄这张照片的三年前(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秋分节刚好在中秋天，按道理到酉时(下午五、六点钟)，太阳西落而月亮东升，两者正对而光相射，太阳照射碧鸡坊的影子与月亮照射金马坊的影子相向移动,最后相接而“金碧交辉”。但据传这一天前来观光的民众却扫兴而归，因为两座牌坊的倒影在相距大约一尺时突然消逝了，原因令人费解且预示不祥。然而在这世纪初的一天(从光线情况可看出时间为早晨)，一个法国人迫使金碧路上民众全部将注意力集中在他手中的最新科技产品上(方苏雅亦用电影胶片录下了全过程，其摄像器材正是来自于电影的发明者，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不能不说是一种具启示意义的景象。
    关于金马碧鸡的传说可谓由来已久。汉武帝听方士之言，认为滇南有碧鸡神，毛羽青翠，能冲破石头翱翔，浑身焕发灿烂神光，鸣声达于四野；郦道元在《水经注》里也说，金马碧鸡，光影倏忽，许多当地人见过；班固的《汉书》中更是记载了汉宣帝时四川著名文人王褒领旨前往南中滇池求取金马碧鸡而客死他乡的故事。王褒死前有《碧鸡颂》一篇遗世，呼唤“金精神马”和“缥碧之鸡”从“南之荒”“归来归来”，明代著名文人杨升庵谪居云南期间还曾把这篇颂辞刊刻在滇池西山的石壁上。现代有学者认为所谓金马碧鸡不过是对古代这一地区产金产玉的形象化指代，相比之下，倒是民歌中的比赋更为有趣：
    金马比郎妾碧鸡，不须芳草怨萋萋；
    愿郎驰驱万里去，妾自守更报晨曦。

    至于金马、碧鸡坊的建立，则是在明代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后“忠爱坊”而修，三坊鼎足而立，合称“品字三坊”，屹立城南三百余年，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整个昆明的象征。其间金马碧鸡场下既有过明朝永历皇帝南逃的身影，也走过农民起义军和各色文人骚客，但到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金碧两坊均毁于战火，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又由总督岑毓英纠工重新修建，即方苏雅照片中的形状。只是金碧虽新，却难掩贫弱之况了。
   这是方苏雅照片中极不自然的一张：所有的人都望着他的镜头，带着惊奇和茫然的神色——因为他们大都是被方的卫队用竹杆驱赶过来的，却不知道这个爬在楼梯上的洋人究竟意欲何为。以此照片作对比，我们不敢确信新建的金马碧鸡坊还在原址上吗？<img src="attachments/dvbbs/200353120155199619.jpg" border="0" onclick="zoom(this)" onload="if(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尽管照片中出现的全是中国人，整个画面呈现出的却无疑是一种西洋风格。像后世的许多专业的摄影师一样，方苏雅喜欢以一种“局外人”的角度在一旁精巧构思——当他带领其卫队狩猎时也不例外。从他留下的文字记录来看，金殿后山一带当时仍然是山林密布、野物丰富，照片中人们烹煮的应该不只是自带的干粮。
    这是具有典型方苏雅摄影艺术风格的照片之一，其选景、构图、采光及人物处理与欧洲(尤其是法国)近世的古典及浪漫主义画风颇为相似，显示出摄影者良好的美术修养。作为一个“有产阶级”、“朴实的地主”家庭的继承人和负有殖民使命的外交官方苏雅在中国一直尽力保持着一种法国贵族式的生活方式。金殿后山是他经常狩猎的地方，其地理位置就在1999年的昆明世博会会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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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草海 苦涩的伤情
   这种以自然为主题、不见人影的照片在方苏雅的拍摄生涯中本来就极为少见，更由于图中的草海业已消逝而尤显珍贵，似专为警示后人而拍。如今照片上可见的除西山恒在以外，较明显的存留物只有摇摇欲坠的海埂龙王庙(西山左下角白屋)，现因修建通往龙门的缆车起点站所破坏。
  古代的滇池水位很高，照片上的草海在宋元时还见海不见草，波涛滚滚。元、明以来，为防洪不断开挖海口河，使滇池水位下降、水域缩小，现今的大观楼一带才逐渐露出水面，成为四面环水的湖中小岛；再后至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由巡抚王继文命人修建了包括“大观楼”在内的一系列楼台亭阁，1857年毁于战火后又于1864年复修。从清末云南的画家杨应选所绘的扇面《滇池大观图》看，当时大观楼周际尚是山水空朦、碧波四环，上大观楼还需用船摆渡，而滇池与翠湖也尚是藕断丝连，有河道可乘船直通，这在今日已是匪夷所思之事。

    照片上的草海应在大观楼之外，而素喜拍摄中国建筑的方苏雅为何不给名闻遐迩的大观楼留影而径入滇池上龙门，今天已难考证。但他的这次“偏移”被证明是卓有价值的：这是有关草海的最早的原始记录，也是所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真正形象记忆。在“文革”期间的“围/海造田”使照片上的一切几乎都荡然无存之后，昆明人不仅失去了经过草海天然植物净化的清明湖水，也再不能看到“昆明池水三百里，草海与之为一体”的美景，只领略到“沧海桑田”中那一分固有的苦涩伤情。

    照片中的龙王庙本分为前后两殿：前殿奉海龙王，后殿奉阿伯老爹、放鹰哥哥、金花姑娘、银花姑娘等诸多邪神。传说早年云南藩司史念祖之子为庙中邪神所害，藩司一怒之下将后殿中之所有神像泥身尽行打碎扔于水中，故只有一龙王像留存，尚不知能飘摇几时。<img src="attachments/dvbbs/200353120181250406.jpg" border="0" onclick="zoom(this)" onload="if(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谁的先人来自云南陆军武备学堂

   这是1900年在洪化堂(后称讲武堂，在今省农展馆、省图书馆一带)创建的军校校长与学员的合影。在方苏雅拍摄的中国人中，这是最具威仪与尊严的一群。尤其是校长，其眼光凌厉与作派正大足令今人起敬。该校的师生后来有许多成为护革运动的中坚力量。
    他们中有你的先人吗?
      

19世纪末，清政府推行“新政”，其中最重视的一项是扩编新军。1895年李鸿章以淮军将领创办的北洋武学堂毕业生为骨干，步炮骑兵4750人驻扎天津附近的马厂，聘法国教官为教习，照西法编练新军，随即全国推行。云南因与法、英所属殖民地接壤，为巩固边防，亦积极响应新政，建立新军。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云南遵谕设云南陆军武备学堂，将承华东圃东侧（今翠湖畔）辟为校址，招考正额生40名，副额生30名，三年毕业。两年后又设陆军新操学堂，训练士兵，传授武艺。1903年云贵总督丁振铎奉谕成立督练处，在洪化堂设立军事学校，既轮训在职军官，也招收一部分有文化的青年，毕业后任中下级军官，这就是云南讲武堂的前身。由于该校教职员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很多人在日本学习时即倾向革命，因而在后来的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中，许多该校师生都成为核心人物和中坚力量。

    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办于1909年(方苏雅那时已回国)，至1928年结束，共招收学生19批，分步、骑、炮、工四科，杰出的革命将领朱德毕业于第3期特别班，叶剑英毕业于第15期。讲武堂的主要建筑历经修缮，现仍保护完好。这一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走马转角楼式的土、木、石建筑呈正方形，东、西、南、北楼各长约120米，宽10米，对称衔接，浑然一体，四角都有拱形门洞出入，而今在各色现代建筑中愈显风采。<img src="attachments/dvbbs/200353120193057640.jpg" border="0" onclick="zoom(this)" onload="if(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消逝的昆明古城
  这是关于拓东城和拓东路最早，也是仅存的一张全景照片。从图中可看出，路北的建筑密集成群，路南则相对凋零，原因是当时滇池水时常肆虐路南。此张照片系方苏雅从横跨路中的状元楼上所拍，当时的街道建筑和人流情况因之而一览无余。百年沧桑，现仅存真庆观的残岩断壁和街名白塔路、拓东路。高楼耸立中的真庆观你还能留多久？

    拓东路是昆明城内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一条路，而拓东城是昆明有史记载的最早城池，由中唐时南诏异牟寻建于公元764—765年间，地点就是金汁河与盘龙江之间的拓东路上。今路名虽存，两旁建筑却几乎全已作古。图中路左(南)之最高建筑为地藏寺，在今天的古幢公园处。相传此寺最早修建于晋武帝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当时有一个名叫名麻摩迦的天竺(今印度)僧人追逐一条恶龙至此，龙钻进了一口泉井之中，于是这个僧人用贴上咒语的石头盖住井，在其上建塔用以镇住龙头，并修筑了地藏寺。此后历经毁建，据罗养儒的《纪我所知集》说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寺已全毁，在民国初年村人才从废墟中挖出了塔身。但从这张照片看，在方苏雅拍摄照片的时候(公元1900年)寺庙尤存，可见罗说有误。而且拓东路南唯此建筑高耸，可见滇池水势当时仍相当浩大，镇住“龙头”是相当重要的事；再看水患稍弱的路右(北)，房屋鳞次栉比，蔚然一片道教建筑群，包括万寿宫、东岳庙、川主宫、三元宫、贞庆观、豫章会馆等等。唐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说江南的寺观多，但与云南比起来则无疑逊色。民谚说“云南是佛土”、“昆明香火旺，遇难可呈祥”，方苏雅时代前后，仅昆明府十多平方里的地界上，就有大小佛寺、道观、尼庵、神庙共一百六、七十座，而拓东城由于修建较早，受外来文化影响也较少，因此集中了许多中国道教建筑。但到清末，道教之人在寺观中所占比例已只有百分之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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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古城风貌
   这是方苏雅于1900年手绘的云南府城郭略图(不包括中庆城和拓东城)。虽不很精确，但把握住了整体形状(灵龟)和内部构成，用阿拉伯数字详细标注了主要建筑和方位物，并留下地名和照片。其考察之细致令人惊叹。
      
   1899年方苏雅到昆明设法国领事署时，清朝政府已在云南建省，下有23个府和直隶厅州，云南府为其首，辖昆明、富民、宜良、晋宁、昆阳等11个州县，昆明为云南府府治所在地。方苏雅在昆明八年间，出于自己的个人兴趣，也为了形象地向法国政府详细描述云南府的政治、人文、地理等情况，拍摄了许多有关照片。此组照片展示的是一百年前昆明城郭风貌和城池内的地形。

　　昆明城池由南诏凤伽异、大理国段素兴、元代赛典赤、明代沐英先后修建，以明城最著名。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沐英等人平定云南后，以元中庆路改置为云南府，在昆明修建云南府城，城有六门，城墙夯土砌砖，城门上有城楼，城外有护城河，城内还有街道区划，建为形势大、规模完备的省会城市。相传，皇帝曾征召当时有名的堪舆家汪湛海到昆明堪舆，汪站在五华山上仔细察看，认为城应座北朝南而建，以求得吉祥昌盛。城依此而建，共开六门，状如龟形： *** 是南门，称丽正门，上有近日楼；北门为龟尾，称拱辰门，上有望京楼(今云南省杂技团附近)；另外四门如龟的四足，大西门称宝成门，上有拓边楼(今新建设一带)，小西门称威远门，上有康阜楼(今武成路西口)，大东门称咸和门，上有殷春楼(今长春路中)，小东门称敷泽门，上有璧光楼(今圆通街街中)。

　　其实，中国当时的许多城市都是按照某种动物的形状来建的。由于城市多是临水而建，又以适水动物为首选，如牛、蛇等。只不过汪氏建的龟城不只像龟，而且是只灵龟，尾掉(摆)而足动，所以北门的内城门是作北向，城郭的门不是向北而是向东，是为龟掉尾。大小西门、小东门三道，内则向东向西，外则向南，取其足之动态。大东门则内外如一，这是因为东方属木，宜伸不宜屈。这是以城的方位论五行。城建成后，汪氏还泐石题字“五百年前后，云南胜江南”。

　　明代城池内主要是衙署、官邸和寺庙，如总督署、巡抚署、按察院、布政使司署等，以今正义路、威远街为中心，建筑亭、台、寺庙，井然有序。清朝虽有增修拓展，始终未超出明朝云南府城的范围。

　　清代昆明街道，一般均极狭隘，街面以大青石条铺砌成，下有排水沟，纵横交错，排列有序。当时著名的街道有三坊十八铺或二十四铺，三坊指崇政坊--起自南门，北至马市口；报功坊--南起马市口，北至圆通街；世恩坊--在今北门街附近。十八铺是指云津、新城、三义、石桥、三元、咸和、敷泽、鱼课司、碧鸡、太和、近华、高山、庆丰、临江、羊马市、迎恩、西寺、东寺等铺，鸦片战争后，开辟商埠，发展为二十四铺，并成为街巷名。其中云津铺、三市街、珠市街等“房屋栉比云连，货物堆山塞海”，是繁荣的商业街道。街道上还有:万寿无疆坊、南国文明坊、滇南首郡坊、天开云瑞坊、忠爱坊、金马坊、碧鸡坊等牌坊。老昆明常说一、二、三、四牌坊，系从南往北数：一牌坊是金马坊，二牌坊是忠爱坊，与金马、碧鸡二坊摆成品字形，合称品字坊，三牌坊即天开云瑞坊(今昆明光华街口)，四牌坊是万寿无疆坊(五华山上)，这四座牌坊联成清代昆明城内的主要街道。

　　当代，为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需要，昆明老城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如何在城市建设中保护好残剩的古建筑和古文物，“建设有灵魂的城市”(1997年世界建筑师协会提出)已经是火烧眉睫般紧急的课题。历史不可再造，一个丧失了历史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这一点想必会越来越得到政府和市民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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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江畔的昆明城墙(1899年)：
远处的金马山影表明这是昆明小东门一带的城墙，这里地势较低且紧依盘龙江--历史上多次肆虐沿岸的一条河，也是昆明最重要的水道。据老昆明回忆，它涨水时“坐在城墙上就能洗脚”。于是治理它就成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要课目。受它的影响，古昆明城池的形状建得并不方正，东边略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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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北城门(1899年)：
  城建于明代，城上之楼叫望京楼，京就是指帝都北京。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楼(包括内城门)虽然朝北，城郭的门却朝东，代表的是龟掉(摆)尾之形。此外，当时的北门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坟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舆家的设计不仅将城墙造得格外坚实以抵挡鬼气，还在城楼上塑有道教神像驱凶避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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