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但不幸福

近年人们提到中国经济时，喜欢用一枝独秀这样的词汇，中国经济的稳健和世界经济陷入“增长性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2002年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了10万亿人民币大关，人均收入突破了1000美元，经济增长高达8%。但是繁荣背后，人们不并没有感受到强烈的幸福，繁荣而不幸福，为什么？
　　鉴于对刚刚过去的2002年人们的幸福感受还没有定量调查，在此我们引用两则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调查结果。一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0年进行的“社会分层、公众心态与社会稳定”课题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调查结果：当问到“与1995年相比您现在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时，回答“好了许多”的占42%，回答“好了一点”的占34%，回答“几乎一样”的占12%，回答“差了一点”的占7%，回答“差了许多”的占5%。当问到“您认为您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还是会不如现在”时，回答“会比现在好许多”的占40%，回答“会比现在好一点”的占39%，回答“几乎一样”的占13%，回答“会比现在差一点”的占6%，回答“会比现在差许多”的占2%。可见中国人对过去5年和未来5年的心态是谨慎乐观，但不能忽略有　　20%的被访者持较悲观态度。
　　另一则是2001年度“零点生活指数”的研究结果，这次调查覆盖了包括北京、上海、广州3个一线城市和武汉、成都、南京、西安、郑州、大连、沈阳7个二线城市，中国市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处在“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偏向于“一般”的水平。满意水平的分值较2000年（3.30）稍有下降。如果要问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心情怎样，那么有超过四成（40.9%）的市民会感觉到“平静”，而感觉心情“愉快”或“浪漫”的居民只占到一成左右（11.4%），城市居民对未来生活的态度中，觉得未来生活“会变得很好”的乐观群体比例明显下降，预期“不会有什么变化”和“说不清”的群体也分别占到14.9%和18.4%，市民对未来生活的发展变化显得更加难以预料。
　　上面两则调查显示，中国经济近年来颇为“有谱”了，而中国民众对未来能否幸福反而倾向于“没谱”。国家繁荣了，公民却没有感同身受的强烈幸福，甚至悲观派还有些抬头，中国经济出了什么蹊跷？
　　第一，恐怕是经济的宏观增长并没有给百姓带来足够的微观实惠。不可否认，中国经济虽然“七上八下”，但是和全球经济相比已相当不易。但好的经济增长数据背后交织着物价的持续下跌，这显示出目前中国急风暴雨般的全面工业化，使得供求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2002年，全国没有一种商品供给不足，但有86％种类的商品供过于求，国内的存货投资快速增长，这个数字在1996年约为1.33万亿，在2001年约为3万亿元，年均增加3400亿，较之5年内GDP增量稍小，而2002年一年存货投资增加了1万亿，应该说其中大部分是非意愿性存货投资，也就是卖不出去的库存积压。考虑到2002年GDP增量不过8000亿左右，因此说高增长付出了一点不打折扣的高积压为代价并不过分。而堆砌如山的库存显然并不会给中国民众带来加工资和少　　下岗的幸福感。
　　第二，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不仅靠劳动者的汗水，也靠技术进步和创新，但机器先进了，工人就可能多余了。就城镇来讲，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国企下岗职工共1400万人，约相当于城镇从业人口的5.8％。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有2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从业人口的8.3％。但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从1998-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有2500万人。这还只是国有企业下岗者，不包含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者。假设中国城镇有2500万人等待饭碗，则相当于城镇人口每10人中就有一人失业，这已十分接近国际警戒线。再考虑到中国农村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那么我们计算的结果是中国城镇失业率为10.2%，农村失业率为　　　30.6%，全社会从业人员失业率为23.8%。并且这个状况在相当长时间不会有根本性好转。农民就业难，工人就业难，连大学生就业都难！就业机会少的社会显然很难有足够的幸福感。
　　第三，中国公众从经济增长的蛋糕中分得的份额略显不足。从日本和韩国经验看，经过近20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期后，人均收入分别从数百美元达到了大约5000美元的水平。而中国经济从1978-1996年间的年均GDP增幅为9.5%，1997-2002年间年均增幅达到了7.8%，较之当年的韩日并不逊色，但是人均收入仅仅从数百美元上升到数千美元。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财富喷泉似乎流入了沙漠中。以全国工资总额看，目前大约仅在1-1.2万亿之间，改革开放24年来，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7%下降到12%，其中有16年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是下降的，上升或持平的仅有8年。那么中国繁荣的巨大财富何在呢？至少从工资总额上不能看出来。
　　更令人惊讶的是，目前中国出现了居民储蓄总额的增长额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的情况，例如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 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如此奇特现象最可能的解释有两种，要么中国公众有除工薪之外的巨额收入，要么财富被高度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贫富分化使得中国社会分层成为一个“三明治”结构，其中包裹的馅是富裕阶层，外面庞大糙砾的是中低收入阶层，中间由薄薄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奶油涂抹着，这层奶油能否有效地屏蔽上层和底层的磨擦还是个未知数。
　　第四，城镇公民对正在进行的深刻的社会变迁明显感受到不确定性。原来的铁饭碗消逝了，在努力保住自己的泥饭碗的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改革令人困惑。攸关百姓生活的改革———工资改革和社会养老制度改革勉强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但反对者呼声颇高，至于医疗改革和劳动就业改革，基本没有得到中国公众的支持。义务教育经费的不到位和居民节衣缩食供子女求学更是社会热点话题。丧失了民意基础去闯地雷阵未见得是好事，中国改革需要勇气，但更需要智慧。
　　第五，农村居民成为日益被边缘化的庞大群体。应该说近年来农村改革走了很多的弯路，并处于举步唯艰的状态。目前农民受盘剥的状态已经接近极限。2001年农村税费总额大约是1800亿，其中农业税600亿，“三提五统”1200亿。经过税费改革后，去年出现了强烈的反弹，农民负担没有切实减轻反而加重了，大概是每个农民年需负担的税费在200元左右，如此四口之家一年就是800元。如果细细分析更让人啼笑皆非，以农业税为例，有官员说城市有三条低保线，而土地承包权是给农民的“社会保障”，那全球有哪个国家对强制性社会保障基金征税的呢？农业税不是流转税不是增值税不是所得税，本身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税种，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摊丁入亩，客观上加重了粮食产区和种粮大户的负担。
　　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民储蓄占全社会居民储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约每5年下降5个百分点，人均存款不过数千元。农民正成为不能充分共享经济繁荣成果的边缘阶层。
　　综上所述，我们在经历巨大的繁荣，但似乎不能感受到巨大的幸福。一切如一首歌所说的那样，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摆脱这种不幸福感的最好办法就是欣赏电影电视，当年真切地反映我们生活的《咱们的牛百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乔厂长上任记》等节目已经消逝，取而代之是远离我们生活的俊男靓女寻死觅活，古代帝王高大全仁，以及无厘头的胡说海吹，这有助于我们忘记不幸福的现实。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