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资金能流向农村？

刚过完春节，大批民工立即返流城市。在这个“返城流”中，不乏大批的新加盟者。
　　整个羊年春运，官方预测的总客运流大抵在18.2亿人次，其中民工到底有多少，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这种一年一度的大规模流动，正成为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难得结合点。
　　有数字说，由于上述“结合点”的凸现（存在），至少有2000亿至3000亿元的资金集中流向贫穷的农村（如果以年度计，全年流向农村地区的打工收入大抵有5000亿元左右）。这总体上使广大农民也能过上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一年一度的农村生活消费市场由此也能火上一把。
　　静态分析，数千亿元资金流向农村不算少，但若被中国农村3亿多家庭的大数一除，平摊到每个农村家庭的打工收入却实在不敢言多。
　　进一步分析下去，这部分不可多得的“外快”收入，一部分经过多年积蓄，可用于盖房取媳妇，但除此而外，它远不足以（干脆说没这个能力）缓解中国农村与农业存在已达半个多世纪的资金“贫血症”。
　　“三农”问题在中国是个不能割裂的难题。若想化解它，必须寻求整体性突破的大智慧。以往的改革实践证明，单打一寻求破题的急就章，还是行不通——农地承包制解决了农民的口粮问题；乡镇企业红火的年代，多少缓解了各地农村建设的资金不足。可随着乡镇企业的整体性改制以及大规模结构调整，它已主要融入“城市市场经济”，再想依赖它反哺农村与农业，不再现实。
　　农村合作金融曾经是支农资金的供应主渠道，可“主渠道”的现状不提也罢。相反，一度曾在农村“打拼”的各国有商业银行，则因“商业化”的现实考虑而“放弃”了农村金融市场。屈指一算，惟一能对农村特别是农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只剩下国家的政策性拨款或专项支农资金。然而，这两类走财政渠道的支农资金总额本来有限，执行起来，也很难保证不打折扣地落实到农民头上。
　　余下来，近年间在江浙一带出现的城市工商资本投资“效益农业”还能对农民有所帮助。但是，这种建立在农地“反租倒包”———以工商资本获取农地有限年份使用权的资金流向，因为“回避”了农民对农地的所有权，致使分散的（弱势）的农民无从平等地面对处于强势的城市工商资本，导致出租农地使用权的农民无从按农地的市场价格获取公平的“地租”。实践中，在扣除农村基层组织的“服务费用”后，平均每亩农地不足300元的“地租”净收益，与农民自己继续农耕所能获取的收益相差不大。
　　而且，据笔者对多处此类“效益农业”项目的跟踪观察，农地产权的不明晰，也直接影响到工商资本的长期投资信心。几年下来，许多“效益农业”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度远非当初地方报纸上所“炫耀”的那样。至于“效益农业”的效益，因受制于更复杂的国内外市场大环境，难说都有效益可言。
　　老实说，中国目前面临的“三农”问题，是多种因素、多年积累而生成，不可能指望经济学家或“三农”问题专家能够开出根治的药方。以现有的“国情”，解决问题，还得主要依靠政府———看政府改革决心的大小和举措是否得当。
　　综合分析“三农”问题，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依然属于“浅层次”问题。背后的深层次难局，除了农地所有权问题，还涉及到农村社会的整个组织结构的“再造”等一系列更为根本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眼下可以少有作为。站在历史惟物主义的立场上，任何一项小的改制突破都能为大的突破积蓄力量、减少阻力、创造条件。回到前面的话题，眼前至少有两宗改革举措可以做且必须做：一是放弃一切农民进城务工限制，欢迎更多的农民兄弟进城寻求出路；二是赶紧放开农村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制。
　　　（中国青年报）
摘《全景》

中国的一个大体系“农民”，解决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