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中的“经济杀手”

四位美国学者不久前发表题为《商业帝国？——冷战期政治对贸易的影响》的论文，以解冻“机密文件”提供的数据，指证CIA干预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其中一项任务是协助“经济杀手”说服那些对美国官员和专家言听计从的政府大买美国货；而购买美国货的资金来源，当然是西方富国政府或如世银这类国际性机构。

　　林行止

　　《商业帝国？——冷战期政治对贸易的影响》

　　nber.org/papers/w15981

　　约翰·柏坚斯（J. Perkins）的《一个经济杀手的忏悔》（下称《经济杀手》）出版不久，笔者于2005年3月曾写过详尽的介绍。此书出版后顿成畅销书，其不见经传（有点名气的都拒绝出这本书）的出版商Berrett Koehler的网站称“再刷”多次，一共卖了八十五万余册——相信还会引起另一次买书热——销量极佳。然而叫座不叫好，此书不仅招致来自四方八面的攻讦、抨击，美国国务院更于2006年2月3日在其网站（America.gov）发表题为《一个经济杀手的忏悔或大话西游》的“文告”，逐点批驳本书内容并指柏坚斯信口开河（fantasies）；不少资深论者（包括《经济学人》北美编辑）且在主流媒介撰文，认为柏坚斯理据薄弱、求证不足，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本“廉价小说”。

　　由于无法提供确凿证据，柏坚斯欲辩无言。数年来，除了继续著作揭露美国政府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低调寡言，以非政府组织“改变梦想”（Dream Change）之名，默默在厄瓜多尔做义工。

　　大学毕业后柏坚斯因逃避兵役在“和平工作队”（Peace Corp，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成立，招募志愿者在世界各落后地区当义工）工作时，为世银的顾问公司Chas. T. Main相中，经过近两年的在职观察，被聘为“经济学家”（柏坚斯只有“不入流学府”的学士学位，接聘书时大吃一惊），任务是向公司提交落后国家的经济报告，目的在“协助”这些国家争取世银的贷款。

　　柏坚斯于1980年辞去这份工作，从商，做环保生意，赚了点钱，卖掉生意当义工；1989年拟写书揭露“经济杀手”（Economic Hit-man，缩称EHM）的勾当，但有公司（他没交代名称）高薪请他当顾问，条件是不写书。2001年“9.11惨剧”发生后，他“良心受谴责”，不顾一切写成这本书！

　　什么是“经济杀手”？柏坚斯指出是一群高薪的职业骗子，欺骗对象是有资格接受世界银行之类的国际性组织、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及其它先进国家援外机构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其过程为在私人机构服务的“经济杀手”提出种种“明天会更好”的基建蓝图甚至扩军以强化国防等大计划，再鼓如簧之舌，说服这类有条件向国际机构“伸手”的穷国借进或向富国“乞得”巨款进行国内建设、促进经济繁荣提高就业；而在此“说服”过程中，“经济杀手”所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包括贿赂、色情交易、做假账、操控大选甚至杀掉不肯合作的国家领袖或发动政变达致改朝换代扶植乖乖牌政客上台的目的；而操控这种非法勾当——直接或间接介入——的幕后推手，便是冷战期无所不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柏坚斯的“指控”，与国际间对CIA的传闻颇多吻合，可惜他虽有第一手经历却苦无白纸黑字的佐证，其书受同行驳斥排挤犹其余事，国务院亦罕有地发表“声明”，显见事态绝不简单。

　　

　　今天为什么提此旧事？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四位美国学者（经济学及政治学教授各二）不久前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发表题为《商业帝国？——冷战期政治对贸易的影响》（nber.org/papers/w15981）的论文，他们以解冻“机密文件”提供的数据，指证CIA干预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其中一项任务是协助“经济杀手”说服那些对美国官员和专家言听计从的政府大买美国货；而购买美国货的资金来源，当然是西方富国政府或如世银这类国际性机构。论文未提柏坚斯的名字和书名，惟可视为间接为他“平反”的著作（不直接为柏坚斯“平反”，可能是其书中有不少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写起来有点天马行空的段落）。这是笔者揣测《经济杀手》可能再度畅销的原因。

　　这数位分别在纽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教授，着实做了很多工夫，他们爬梳了冷战期CIA十分活跃（主因是为了抗衡苏联国安会KGB的活动）的一百五十六国的贸易统计。结果显示其中约三分之一国家在CIA于幕后发功使之成为亲美（西方）政府后，购买美国货的数额莫不大幅上升。而CIA采取的行动，包括做大量文宣工作、散发亲美传单、在大选中资助亲美政客及使其对手“中立化”（Neutralizing）以至发动政变等。CIA的斑斑劣迹俱详细地记录于论文第二章（CIA Intervention Data）之中。

　　不管在共和党或民主党治下，华盛顿政府和国会山庄都必须照顾所谓“军事-工业集团（综合体）”（military-industry complex）的利益。此“综合体”的势力在华盛顿根深蒂固，它策动海外战争，输出飞机大炮坦克枪械。在战争过后，基于人道精神和援助友好国家的政策，世银（和国基会及其他国际非牟利机构）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均会伸出援手，贷出巨款重建被战火摧毁的基本设施或搞好经济以巩固政权。而这些工程及采购合约，通过“经济杀手”的活动，绝大部分落入美国跨国大企业——其他西方国家得益不大——之手。

　　

　　经CIA“动手术”后“变天”的国家，在政治上倾向美国，在经济层面，最显著的变化则是进口美国货数额大增；它们购买的美国货，主要是军火、发电站及批出基建合约给美国公司。

　　在美国说客（“经济杀手”）努力下，不少后进国家获得大量“经援”，然后大购美国货。只要这些物资为其所需而货色只有美国才能提供或价格最具竞争性，交易并无问题。问题是《商业帝国》明确指出当中大部分物品，美国货根本没有市场竞争优势（comparative disadvantage in producing）。更有甚的是，这种贸易绝对向“美国倾斜”，是单边而非双边贸易。这即是说，只有这些国家大购美国货而美国政府及企业并无采购它们的出产，完全不是“互补有无”而是只对美国出口商有利的贸易。

　　CIA“摆平”政府之后，美国的经援、军援及粮食救援相继而来，而进出口银行贷款（低息贷款）以至世银等的贷款源源奉上；如影随形而来的是这些政府直接购买美国货的数额上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论文指出那些独裁专制国家特别容易受CIA（及KGB）的影响，而在它们被CIA（及KGB）“臣服”后，其政权本质并无丝毫改变。此时美国已得其所哉，把统治层收为己用，政治及经济利益双收，便不再高谈自由亦不再鼓励她们在“民主化”上着力了！笔者过去老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亲西方国家多年来仍行极权独裁统治而美国只眼开只眼闭，如今“真相大白”。

　　《商业帝国》引述另两位学者的研究，指出在伊朗、危地马拉、古巴和智利这些CIA曾明目张胆干预其内政的国家经营的美国企业，其股价在CIA的颠覆计划获当局批准后，便开始上升……那显示有知情人士把CIA的秘密行动在未付诸实行前便泄漏给和他们有联系也许有商业利益输送关系的投资者！

　　冷战结束二十余年，CIA的活动是否“俱往矣”，不得而知，但美国军火仍然垄断世界市场。有此成绩，其中必有政治介入，而这与CIA活动有没有关系，有待日后学者为我们查找真相。

　　

　　《商业帝国》引出“司法经济学”（Forensic Economics），这门经济学新旁支，新世纪以来慢慢兴起，寻且有成为显学之势。这一派经济学者致力于分析一些不寻常的跨国经济活动（金钱交易），从而暴露其背后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种见不得光的勾当，妨碍了公平交易的进行，因而经济学家见义勇为，予以揭发。“司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涵盖教师在考试中的作弊、建筑商偷工减料、不必要的外科手术、国际体育大赛评审运作、军火交易内幕以至违反联合国禁运的走私活动等。而以笔者的有限阅读，认为《商业帝国》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它用“司法经济学”的方法，抽丝剥茧从经济数据，揭露、证实了美国政府假其情报机关之手为大企业效劳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力量介入政治变动后的经济受惠者，主要是美国，这解释了何以受美国的“感召”出钱出力的“盟友”在事后都怨气冲天的底因——因为它们都无法分享政治甚至军事干预后衍生的经济利益！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事业讲座教授费思明（R. Fisman）去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一篇题为《司法经济学的崛兴》的短文（hbr.org: The Rise of Forensic Economics），介绍司法经济学家在揭发数宗官商勾结行贿贪腐案中所起的作用。这数宗“大案”是法国大企业阿尔斯通（Alstom）通过行贿在全球取得多项政府基建合同；世界闻名的德国西门子和美国贺里伯顿（Halliburton，与新保势力有密切关系的公司）以“不正常”手段接进海外合同，均是精明的审计人员及机警的调查商业犯罪的执法人员所发现。费思明指出，司法经济学家具备同样工具和功力，他们剖析统计数据，揭发“做成交易”背后的潜在动机，进而把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利益输送，公之于世。只要有完整的统计，司法经济学家便不难查找出不法交易的蛛丝马迹。这一派经济学家又从股价的不寻常波动，很快便梳理出若干企业漠视联合国禁运偷运军火给安哥拉（安哥拉内战爆发则这些军火商盈利上升股价上涨；停火则内战两造俱不必购买军火，这些公司盈利与股价俱挫）的脉络。他们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从香港把中国大陆征收高关税的物资偷运进内地的情况，从贸易统计数据上便见端倪——司法经济学家比较香港的出口及中国大陆的进口，发现“高关税”货品在贸易流程中消失（它们通过“大飞”越境进入大陆当然不必报关）……数年前联合国爆出在伊拉克的“石油换粮食计划”上的贪污舞弊，亦是司法经济学家的杰作……法国驻台十五年的军事技术顾问团已决定全部撤走，等于中断与台湾的“军事联系”，此事皆因台湾法院裁定法国在军购案中应向台湾赔偿八亿九千一百万美元而起……总之此中黑幕重重，但愿台湾的司法经济学学者能在“拉发叶军购案”上有所作为！

　　司法经济学如能获得那些由政府秘密保管的数据，当能尽早揭发贪污渎职丑闻。可惜这些账目大都在事发后若干年，有的甚至要等当权者落台（如智利大独裁者皮诺切特〔Pinochet〕被推翻）后才有机会公诸于世，令司法经济学家无法及时作出剖析进而不能收惩戒贪官及阻遏破坏市场自由竞争的不道德商业活动之效！

　　为了弥合这种缺失，司法经济学界近年正致力寻求政府的合作。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环球司法经济学实验室”（Global Forensic Economics Laboratory），以之作为与政府合作的桥梁。负责任的政府对这种诉求应予正面响应，因为通过这一渠道，才能恰到好处地遏制官商勾结进而达致廉政的最高境界。政府与学者合作的可能性不低，1923年成立的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便是通过协调各国力量共同打击跨国犯罪，这等于国际刑警已建立了有效的联络机制，与学者合作因此不应有问题。

　　迄今为止，欧洲学者对这门新的经济学旁支似乎较为热中，于2004年召开首次会议的“国际司法经济学年会”均于欧洲举行（爱丁堡、都柏林、佛罗伦萨、巴塞罗那、伊斯坦布尔及杜布鲁尼克〔克罗地亚〕），6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年会便假座丹麦的哥本哈根……

　　有进一步兴趣的读者可参阅达茅茨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Eric Zitzewitz去年11月为《经济学文献学报》所写的《司法经济学》（可于该校网站Dartmouth.edu免费下载）；这是一篇较完整的论文，对“司法经济学”作了颇为透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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