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挫折感的直接诱因,可能是在一些国际比赛当中,美国被其它国家甩到了后面。2010年,全球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五十万学生参加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5100名来自上海的考生力拨头筹,远把美国考生甩在了后面。此考试之后,《纽约时报》引述里根时代美国教育官员费恩( Chester E. Finn Jr.)的话说,如果今日的上海考生能考出这等成绩,到了2019年就会有十个中国城市能做出同样成绩来;到了2029年就会有五十个中国城市能做到这一点。而美国教育部长邓肯也注意到了美国在这一考试中的落伍,说这应该是一“警钟”。
此外,教育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故而也容易成为政客操纵的话题。没有哪一次总统的选举,候选人不把教育的话题拿出来大做文章。 除了联邦政府之外,各州也一样时时在敲教育的警钟。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西弗吉尼亚州的科技大会。在大会的主旨发言上,该州督学斯蒂夫·佩恩博士(Steve Paine)不说技术,从头到尾在说教育。他说他去了云南一小学考察,去听课,课上老师用投影仪打出授课的目的和学习内容,等等。然后大家开始了口语练习。他说这是中国的学校在积极地让学生运动(kinetic learning), 然后再借助图像(投影仪)、听说(听说练习)等多种手段,把多个感官全部都调动了起来。 这个五年级班上的一个小学生用英文跟他说:Dr. Paine, this is active learning!” (佩恩博士,这是主动学习。) 或许这是当地教育部门为迎接外国官员考察,而提前做好了准备,不过佩恩博士所言,确实也反映了美国教育的一些弊病。比如他说美国的教育改革,开始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由于考试成绩决定教育经费、教师的聘任等重要因素,教育无可避免走向了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最容易解决的技能,反而是低层次的技能,比如对书本知识的记忆。“中国本来是最重视应试教育的国家,但中国人现在正在强调学生的创造力、想像力这些,而这些更高层次的能力过去本是美国赖以强大的根本。”
第一,联邦政府重视教育。这种重视是多方面的。在2010年国情咨文的施政演说里,奥巴马用很大篇幅强调教育,比如在政策上,他提出“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 让各州开展竞赛,改进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力争上游”,有别于布什时代的“一个孩子都不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布什时代的改善教学质量惩罚因素比较多。不能落伍,不达标得不到联邦资助。奥巴马的做法虽然本质上未必就有太大差别,但是强调奖励,希望重奖之下出勇夫,以提高教学质量。奥巴马还从微观层面,要求提高对学生的要求和期望。在改善学习风气方面,他特意强调,不要让小孩追捧橄榄球赛的超级碗,应该鼓励在科学展览上得胜的英雄。他希望大家尊重老师。他还举例说韩国人把老师比作“建国者”,他希望社会给于老师足够的尊重。
但是仅有“严格”显然还是不够的,也需要重大的资源投入。我们知道,高等教育为非义务教育,高校在很多方面具有企业的一些特征,但是高校“产业化”的趋势总是受到质疑。学者丹尼尔?伍尔斯特和(Daniel E. Wueste)和泰迪?菲舍尔就曾撰文表示,不能把学生和老师的关系,简化为一种“客户服务”的关系,不要“把高等教育做成汉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