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个标准？

作者：绮色佳



　　冒着为人诟病的风险，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又集京戏、小脚、姨太太、麻将等“国粹”之大成。

　　离首演还有10天，张艺谋说：“现在西方是强势文化，东方是弱势文化。弱的模仿强的，弱的向强的学习这是必然规律。”



　　不模仿，勿宁死

　　张艺谋不但为自己的《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辩护，也为李安的《卧虎藏龙》辩护，“李安得了奖很好啊，不要说人家。东方文化的东西要想在世界流行还得搭上西方文化的车，纯粹自己开车连路都没有。”

　　一样是“曲线救国”，电影导演们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女人的幽娴贞静，男人的江湖义气，困苦生活中一点飘渺的信仰、诗意，仿佛提供了另一种精神上的出路……画家们卖的则是现代后现代。王安忆的小说《我爱比尔》，写到一帮中国画家怎么对付代表西方眼光的画商：“其时，画界正悄然而起一股新画风，就是宣传画风……这种画风所要求的写实功力，使得画家们临时抱佛脚地日夜练习着基本功……所有的创新一律带有容易模仿的特征，抢第一的风气极盛。”

　　于坚和陈恒近期在《艺术世界》上有关“全球一体化是艺术最大的媚俗”的谈话，证实了王安忆纯属写实，并无夸张。陈恒说：“搞现代艺术的人，他们有圈子，有点像黑社会，好象自己有自己一套规则和方式……这里有个知识化的西方做背景，也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西方，而是浮在表面上顺风漂过来的西方。”

　　你要是去北京的西班牙餐厅阿仙蒂吃饭，你会发现墙上挂满了眼熟的画作：大头的人，瓜子脸的一家子……都是这几年最走红的画家，最走红的作品。你要是去不知名的家常菜小饭馆吃饭，墙上也许是拙劣但风格鲜明的仿作：梵高、高更、莫迪里阿尼、马蒂斯……似乎这就显出了品味的高下。

　　以艺术的名义，艺术家们得过上好日子，这无可厚非。艺术家的榜样不止是困苦终生的梵高，还有名利兼收的达利呢。糟糕的是一种标准：褒之者是因为他在国际上获了奖，贬之者也因为他在国际上获了奖。艺术不是直指人心的东西吗？怎么只有获奖不获奖这一个标准了？



　　越倒退，越快乐

　　因为奥斯卡，李安的《卧虎藏龙》在评论者那里成了一笔胡涂账，在竹子上打来打去讨好西方或者不，两代人的爱情态度讨好西方或者不，说来说去没个结果。西方标准吗？澳大利亚某州州长说他没看完《卧虎藏龙》就退场了，“我想在新南威尔士州重新确立电影审查制度以禁止烂片。”对，澳大利亚不代表西方，他们自己也没什么好电影。

　　在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这些领域，普通人更是完全没有发言的权利。从牛肚子里钻出来也好，拿枪指着人头也好，如果威尼斯双年展都认可了，你还有什么话说？久而久之，大众印象里当代艺术就是一种脏兮兮、神经病似的、没有感情的东西。就像摇滚就是长头发和吸毒，而不是崔健一直唠叨的“来自底层的东西”。

　　我不大懂这个，从动机去揣测人似乎是文革遗风，而且不符合法律的原则。《花样年华》媚俗上海30年代了，那么它到底是不是好片子呢？民谣清唱《鲁迅先生》高扬鲁迅精神了，那么它到底是不是好戏呢？

　　再推而广之，《荒岛余生》让汤姆·汉克斯在荒岛上过了两年，掉了20斤肉，它就是好片子吗？《黑暗中的舞者》有比约克美妙的演技和歌喉，以及悲天悯人的主题，它就是好片子吗？那天晚上张艺谋还说：“干导演这一行不怕慢，就怕站。长时间不干就会眼高手低了。”所以他从来不想一部片子就怎么石破天惊。

　　这是真的，谁能要求一个画家，一个导演，一个歌手只出精品，不出垃圾？很多时候，实时性地，能给我们一点小趣味已经很好了，《花样年华》里扭扭捏捏的趣味，《臭虫》里“库尔克斯勒钢厂早晨”的趣味，至于能不能成大家，流芳百世，那是以后的事。最可气的是什么都不给，看《鲁迅先生》的过程，就像温习中学课本，“那赵家的狗，何以多看我两眼呢？”音乐平淡无奇，从头到尾唯一好听的是《国际歌》。或者像一些画家，几年来反反复复画着一样的东西，无休止的自己COPY自己。把人看吐了为止。好，或者坏，但愿这是唯一的标准。

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