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的诚信？

股票与诚信
　　中国人一向是以信守承诺而闻名于世的。然而自从这个世界有了股票，人们关于诚信的怀疑便逐渐多了起来。如果说以前的种种不诚信行为只是在较小范围扩散的话，那么股票市场因为其巨大的影响力而让这种对诚信的怀疑膨胀开来。
　　本周二（１２月１７日），涉及香港联交所三家主板上市公司的“三角假账事件”露出冰山一角，该事件的主角————裕隆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金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富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高层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一位高级经理因“涉嫌串谋伪造交易，夸大营业额，涉及贪污”被捕。一个月前的“欧亚农业事件”阴影尚未散尽，香港股市就又爆发了这起地震强度更高的事件，其对市场的影响显而易见。
　　不久之前，美国资本市场也曾经因为安然、世界通信等公司的造假行为而备受指责。而更早些时候，国内股票市场也曾被银广夏、东方电子、ＳＴ蓝田的造价问题掀翻了天，直到如今，市场对造假等问题依然异常敏感。
　　对于不诚信行为，全世界人民可谓是同仇敌忾。而到今天，诚信危机已被公认为是威胁证券市场长治久安、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同样是本周二，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路透香港公司联合在深圳举行了“中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国际研讨会”。在此次研讨会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再次就上市公司的诚信问题敲响了警钟。
　　史美伦指出，虽然我国证券市场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绩，但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信息披露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意识还不够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真实、造假的现象仍然存在。二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一些上市公司披露的内容过于繁杂，滥用专业术语及搞文字和数字游戏，以繁杂的信息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导致信息的可读性不强，信息披露的质量不高。

　　企业家的忏悔
　　本周关于诚信的故事很多，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本月２０日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国内几大知名企业领袖对自己不诚信行为的“集体忏悔”。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回忆说，在１９８６年前后，联想代理一家香港公司卖服务器，赖了两年多的账，１９８８年在陕西做展览时，又碰到这个客户。结果“我的助手李勤主动找到他们，退给他们两万多块钱，了了我们的一块心病。”柳传志承认，早期赚钱与道德行为的冲突是经济发生的。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回忆说，在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得特别快，这时东软做了一个软件叫房地产交易软件，投入２０多万，在全国２３个省卖，赚了几千万，六个月之后，所有这些市场都关门了。“尽管东软赚钱了，但是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也感到十分抱歉。如果在这个场合做道歉的话，我向过去购买了我们这个软件的客户表示歉意。”刘积仁公开说。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则讲述以次充好卖饲料的故事，“我们当地的总经理在好原料买不到或者是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就用了高水分的玉米，打饲料时水分都往下掉，那确实是害人，当时我们确实赚到了钱，赚了５００万，但是以后第二年第三年，农民的猪吃了我们的饲料不长肉，不买我们的饲料。”刘永好表示，他们由此认识到了信誉的可贵。
　　几位企业家勇敢承认自己早年的不诚信并公开忏悔的气概实在让人佩服。显然，国内有勇气如柳传志、刘积仁和刘永好这样的企业家并不多见。而透过几个企业家的忏悔，我们不难发现诚信与奶酪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那么密切：因为不诚信，柳传志换来的是损失一个重要的商业客户和自己长久的“心病”；因为不诚信，刘积仁换来的是赚了钱之后的长期抱歉；而刘永好则因为销售劣质饲料，差点就把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牌子给砸了。
　　几位企业家的经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如果想扔掉你的奶酪，那你就不诚信吧。

　　建立诚信环境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给中国证券市场的诚信难题开出了完善外部环境的药方。史指出：要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除完善规则和加强监管外，更重要的还要依赖于外部环境———比如董事善尽诚信义务、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中介机构注重信誉并具备良好的执业道德和素质、市场上有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反欺诈手段严厉而且有足够的力度等。
　　史美伦透露，为了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证监会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１、加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建设，积极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的信用制度和诚信问责机制。
　　２、积极贯彻公司治理的理念，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一个好的公司治理，是鼓励公司向公众披露更多的有用的信息，包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存在问题等，并且确保这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
　　３、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引导其完善内部控制，充分履行职责，提高专业水平，树立诚信和自律意识，并进一步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培育市场自身约束机制。
　　４、司法上积极推进民事诉讼机制的建立。
　　显然，在推动诚信建设的漫漫长路中，证券市场只是整个诚信环境中的一个个案，只有当诚信成为一个整体，我们才能真正告别诚信危机。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