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

李恩强
    中国投融资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收缩政府直接投资范围，大踏步放开民间投资实业的领域限制
    由于目前计划、财政等部门可掌握的预算内建设资金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每年这些有限的财政性建设资金应该用在“刀刃”上，不能像过去那样政府大包大揽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生老病死都由政府来作无代价保证的后果，在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国家，表现为生产效率降低和劳动纪律松弛，产品国际竞争力落后，不应有地造成了那种“奖懒罚勤”的不良后果。尤其是过重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负担，严重抑制了那些国家国民的投资创业热情和赚钱干劲。今后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核心是继续不断地收缩政府直接投资的范围，中央财政除了必要的国防和行政开支外，应该主要投到高等院校、新技术研究开发以及攻克疑难病症的治疗技术研究等方面去。
    我国计划、财政、经贸委等部门对那些政府投资不多、主要由社会入股和银行贷款来筹划的生产建设项目，应让项目投资业主根据市场和供需关系来自主判断项目可行性程度，政府行政审批的范围和和领域还应不断缩小。２０年来的发展实际已经表明，由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其投资效益有很多还不如由业主自主决策的同类项目效益好。也就是说，虽然政府的计划、经贸委等部门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层层评估和审核，但其结果却劳而无功，往往造成更大的资源配置失调和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试图由一个中央计划机关来调控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实现既定的增长和发展目标，在消费时尚千变、供给关系万变的后工业化时代，单凭一个指挥中心来准确科学地决策全国，非人类智慧和意志力所能做到。
    近几年有效投资需求不足，固然是因为最终消费率低、企业新设备需求增长较慢，实际上也与政府投融资政策对民间投资的行业和领域限制过多有关。当前，城市与乡村居民家庭的积蓄除了存在银行里、私人民间借贷等之外，其他的投资门路和收益渠道很少，因为私人投资创业目前在我国还受到许多人为的障碍。新投资开办一般性工商业和服务性企业，由于许多基层工商行政、土管、税务、消防、环保等部门的办事效率不高、衙门作风严重，有志于投资各类实业的创业者尤其是中青年创业者，很难顺利地通过各个行政审批和资格审核的关口，新开办中小企业的过高时间损耗和费用成本，往往使欲进入实业投资的有志者畏难而退，这样既堵塞了许多专业经营者发家致富的门径，又使城市与乡村的失业半失业人口难以重新就业。有积蓄而没有地方从事实业投资，只好到证券市场上“炒一把”。目前我国股市开户数达到６０００多万户，这几乎相当于法国总人口或英国总人口。这种“万人争炒股”潮流的产生已经确凿地证明了近几年我国实业投资门路的狭窄。创造制度和司法环境、开辟多种创业渠道是当前回升资本品市场需求，同时防止股市过度投机的根本途径。
    大踏步放开民间投资的领域限制应是现阶段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我国对民间实业投资的行业和领域限制过多、过广的问题，这是当前有效投资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实业投资的过多限制，打击了城市里许多知识程度比较高的人才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充分展开。虽然我国不能像在美国、法国等欧美私有制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导弹、潜水艇、战斗机、装甲车、火箭等武器产品都由私人大公司来生产、来经销，但是我们国家也不应过分地排除民间企业对一些行业的生产投资，如进口出口业务可转为由民间企业来进行，国营外贸公司全部实行所有权变卖，还有乡村中小医院、农业技术开发中心、林场开发、乡村公交、配电设施、基层邮政所、电讯产销、供气公司、供水公司，以及影视公司、音响制作、非政治性书刊出版等文化产业。这些都应该在合法前提下，大踏步地开放给民间企业投资和经营，尤其是学前班、小学、中学以及大学教育，更应鼓励民间资本规范地创办和经营。如果对行业的投资或经营范围作过多的限制，不但影响市场经济繁荣以及生活多样性和社会多元化，禁锢公众开创新事业和投资各类实业的热情，而且也人为地缩小了城市高素质人员的就业范围，使大家为了有个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以及好点的住房条件，都尽量地往政府机关里挤，都向往国营大单位或者拼命对金融证券、税务工商、电力电讯等经营垄断性单位趋之若鹜，万人争挤独木桥。个人创办实业不积极，其重要原因在于许多人对行业和市场准入的严苛政策顾虑重重，当然也有出于世俗的面子观念对从事个体民营实业投资感觉低人一等这个因素。
    应重新评估和确立政府产业规划和投融资引导政策的实际效果和未来定位
    制订产业政策长期以来是政府经济部门的重要职能，在产业发展规划具体确定后，计划部门再按既定的方向来决定财政性生产建设资金的投资重点。在“一五”计划起步到“十五”计划开始的４８年里，计划部门直接筹划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建成了成千成百的铁路、电站、机场以及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汽车、机构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国有基础产业。不能否认，过去的产业规划政策和庞大的政府直接投资活动对国家初期工业化是有很大作用的，整个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体系就是在这四五十年间形成的。但从经济效益上的投入产出对比方面看，这是靠大量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的投入，来急速地、无可阻挡地推进粗放式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道路。过分注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建设进度以实现过高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可挽回的资源浪费、水土流失和环境恶化。
    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全国加工工业产值已远远超过了农商服务业的产值。由于最近２０年来城乡企业所有权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趋势，非公有经济的生产值比例越来越大，政府产业规划已经不能覆盖这些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其生存命运的制度外企业。在这些非公企业的业主看来，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投融资政策对他们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时成为大中型国有企业垄断投资资金和销售市场的始作俑者。由于现阶段计划部门预算内生产建设投资资金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相比，显得力量很单薄，因此，没有财政投资资金做后盾的产业规划政策就遇到了矛盾和挑战。许多人根据最近２０年来政府投资一些大型生产项目的失败和投资损失，认为我国的现行产业政策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这种看法虽然有些片面，但不能不看到，在大型生产建设投资主要依靠贷款、证券筹资的新投资资金分布格局下，计划部门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能起的引导作用已经明显缩小。国内的整体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布局只能依靠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来作自动的调节，试图靠制订详细的产业重组计划和扩大政府直接投资范围来纠正产业结构失衡，将可能会适得其反、劳而无功。因为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后，不但国内的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莫测，而国外的市场环境变化和外来投资情况也是难以准确把握的。因此今后产业规划和投资审批制度虽然必要，但不应寄予过高的期望。（作者单位：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中国经济时报）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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