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转非”中农民得到什么

化解“三农”问题，加快城镇（市）化被公认为一条主要的应对途径。可是，那些经济发展较快，有条件加快城镇（市）化步伐的市、县，却因“化”而频频引发社会稳定问题：农地的大规模“农转非”，引发与现有农地制度的冲突。冲突集中于征地补偿问题，冲突对象则集中于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之间。

　　六成上访为征地补偿

　　随着农村城镇化和城镇城市化的双重提速，因土地补偿所引起的冲突，逐年成了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显性矛盾所在。问题在基层解决不了，或者说失地农民对补偿方案不满意，矛盾自要逐级“上移”。
　　有位信访干部对县镇两级上访内容做了归类，发现全部上访事由中，要求合理补偿征地款的已经占到总量的六成。部分乡镇比例还更高一些。
　　如今的农民维权意识也在提高，找乡镇没结果就找县里，县里不成上市里……于是，为确保社会稳定，基层就得层层“严防死守”。年复一年，基层维护“稳定”的开支项不小，干部的正常工作精力被占用，可引起“不稳定”的因素不但依然存在，且有不断积累之虑。

　　基层政府无意有意间

　　所指“集体无意识”的对象当然指征地补偿。在浙江的一些经济发达县，征一亩农地的补偿标准大致在2万元左右（浙江农民的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在这个标准下，具体的补偿兑现不但各县有差异，就是在一县之内，也有多种操作办法：有的在逐层扣除相关“费用”后，余款一次性向失地农民兑现，以图个一了百了。有的除了扣除相关“费用”，还要再提留一部分充作农民的社保基金，这个尝试的方向我以为应当肯定，现实的问题是，把农民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试点，目前处于小范围和缺乏标准与规范之中，基层政府缺乏与失地农民之间的沟通。农民凭以往之经验，还是习惯于“落袋方安”，一厢情愿地推行自要引发不满与冲突。还有一种最让农民担心和不满的做法是，补偿款由村级集体组织“留”出一大块，用于继续发展村集体经济投入，失地村民则从将来的利润中等着分红利。农民对此不放心很自然，除了可能出现的腐败，投入本身就是一种带风险的市场行为。
　　事实上，不放心的不仅仅是村民，一些基层官员也不放心。因为一旦用失地农民的活命钱所搞的项目出现失误，回头失地农民还得再找基层政府说事儿。换句话说，基层政府为“稳定”计，还得承担“无限责任”。然而，海选产生的村委会依法享有较大的打理村务的自主权。这第三种办法只要走了村民代表会议的程序，基层政府还不便干预。
　　一亩农地经征用改成商业用地后，不但直接地价呈火箭般上升，与级差地租相似的级差地价也同时凸现出来。如此几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地价差，收益人有两个：一个是从基层政府开始的各级政府或部门；再就是获取地块开发权的投资人，后者的“收益”是通过地方“优惠”的招商政策获取的。
　　进一步看，政策背后的法规、法律直至现行《宪法》，都规定农地乃集体所有。集体的农地集体要改做他用，只具承包使用权的农民，除了失地又有多大的权益可以主张呢？
　　然而，基层政府和官员虽然不必承担农地政策、法规、法律不合理所带来的责任，但他们却必须面对由此引发的“不稳定”责任，直至一回回且越来越频地充当稳定“救火兵”。于是，从我所见到的情况看，他们又开始表现出有限的“集体有意识”。已经或正待采取的对策有：一是对辖区贫困农民实施社会低保覆盖；二是对失地后无劳动能力者采用低标准补助。
　　由于这些措施从本质上说，仍然是头痛医头的思路，也同时引发出新的矛盾。不从根本的农地制度上寻求改革的突破，“不稳定”因素只能“打压”却难以真正化解。

　　让农民也发点“土地财”

　　“在征用的农地上办商场、搞房地产、造高速公路的都获利不少，为什么不让农民也发点‘土地财’？”这是一位人大代表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谈及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时提出的质问。
　　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问题，本质上属于“三农”问题在新的发展时期所生成的“子问题”。现如今，“三农”问题中的种种老问题依然难以排解，新的诸如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难题又摆在了社会面前。对此万不可再采取先“放一放”再说的回避态度。
　　当然，在现有农地制度的框架下，要在治本的层面上解决问题的确很难。因为，只要农地制度维持现状，现有的通过农地“农转非”而获利的各既得利益团体，是不可能为了让农民也发点“土地财”而放弃现有利益的。在已经来到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中，社会能否在农地制度上寻求比较现实的突破呢？


摘《21世经报》

关键是层层 都要剥皮~~~农民很难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