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瘟疫蔓延时 [转帖]

　　  有一部电影叫《卡桑德拉大桥》，是一部很早以前的片子了，好像大意说的是一名感染了病毒恐怖分子串到一列开往斯特哥尔摩的火车上，车上快乐的旅客们还不知道自己随时都可以被细菌所染。等到肆虐的病毒如洪水猛兽般席卷着列车上每个人的生命时，车站却因为怕病毒有所蔓延，都不允许此列车的停留，火车只能义无反顾的向前开去，想要活命就必须通过不能承受该火车重量的“卡桑德拉大桥”...于是感慨，瘟疫是通往生命终结的钥匙，冰冷的死亡总是被人们本能的拒绝，想要战胜疾病的威胁，光靠科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加需要的，也许是人性的光辉。还记得很久以前的时候看过的另一部电影，是叫做《恐怖地带》的，也是有关瘟疫扩散的故事，美国大片，达斯丁·霍夫曼主演，讲的是一种来自非洲的病毒被一个偷运动物的走私人员无意间带回美国旧金山的香柏溪镇。病毒在小镇上引起一片恐慌。军队紧急出动封锁镇子，想要逃离者格杀勿论，当然最后霍夫曼成功地找到治疗手段，挽救了无数生命。拍得精心动魄，环环相扣，故事告诉我们除了残酷的战争，原来威胁人类生死的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些无孔不入的疾病。但幸好霍夫曼扮演的病毒研究人员有着慈爱的心，在面对层层阻挠的前提下，他还是战胜了可怕的病毒，当然在片子里他还赢得了自己频临破碎的爱情，同样还有一部格调浪漫的片子叫《屋顶上的轻骑兵》，反映了欧洲人在鼠疫流行期间的恐慌情绪。当时在某些城市中死亡率高达70%，欧洲总人口减少了1/4至1/3左右。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法国南部的村镇上。安哲罗是一个逃亡的意大利轻骑兵上校，当他来到法国南部时，正赶上一场蔓延的瘟疫，在那里，能看到的只是在死亡里奔走和挣扎的人们，吃腐尸的乌鸦，为了救人而染病的医生，奔逃的难民，恐慌的小镇。绞缠环绕组成了一幅幅让人不能忘记的画面，主人公只能栖息在高高的屋顶上俯瞰着这个脚下的世界，在一座被黑死病和战争笼罩的城市的屋顶上轻盈地跳来跳去，然后他邂逅了一位高贵美丽的法国少妇波林拉，两人开始了千里同行的旅途。最后，他用那个医生教他的办法，救了差一点被死神拖走的波林拉，爱情在这暗淡的菲林中焕发出了不可思议的神采。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写过一本名叫《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故事，虽然一直没有看过，但是这标题里生与死的对比，大萧条和小温暖的写照，却让他的短短的这七个字在我的脑海里变成了挥之不去的符号。
　　  有一句话讲，生活就是一部永不停歇的电影，每个人都是电影里的演员，剥离了后半句不讲，没想到过去看过的那些电影里的灾难性情节竟在短短三年里接连在这个世纪出现，911恐怖事件，伊拉克战争，直到非典型性肺炎，灾难，战争和瘟疫一步步的侵袭人类的生存环境，一些原本以为离我们很遥远的东西，没想到在今天就悄然来访，就在非典来临的时候，我们带上了口罩，把吻留给了自己，我们开始回避去那些公共的场合，把拥抱留给了空气，我想，也许这种瘟疫最大的威胁也许不只来源于它所造成的恐慌，它还给我们原本就过于疏远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隔上了一层用消毒药水浸泡了的过滤网，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心一下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呢？给他们打个电话，或者报个平安，或者询问一下近况？在瘟疫来临的时候，也许我们互相把自己的手伸出来，连接成一道坚实的大堤，才不会让死亡的威胁把我们心中的爱冲淡。瘟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的心中没有了爱，而在这样瘟疫蔓延的时期，看到那些战斗在最前沿的医护人员们，听到朋友们关切的电话，我知道，我们的爱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在瘟疫蔓延时。

潘洁
《亚洲周刊》

　　活在瘟疫蔓延时，是要得抑郁症的。看看周遭，仨仨俩俩中总有些个“得病”
的征兆。那些被隔离的人，早上张开眼睛盯着天花板，或是发愁如何打发下面这
没有任何“活动”的二十四小时，或是焦虑地盘算日后如何向老板解说不上班的
缘由；那些无法正常上班的人，则在屋里困兽般地来回踱步，惦记着那些无法如
约前往，但可能意味着千万进帐的商务约会。即便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一步一
惊心地回到办公室的人，结果也发现所有的程序都被搅得七零八落，该开的会不
开了，该交的报告不用交了，该发号施令的时候却失去发号施令的由头和对象。
香港人徒然感悟，原来“非典型肺炎”不可怕，可怕的是“非典型”地上班的日
子，它带来无以名状的失落、无聊、和恐慌！

　　香港人在“非典型”日子里的抑郁，恐怕是文明社会人类异化的最好写照。
这，在卡夫卡笔下早有描述：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
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朝天躺者，他那坚硬地仿佛穿了铠甲的背贴者床，他稍稍
抬了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
　　天啊，他想到。已经六点半了……那么，说自己病了行不行呢？不过这将
是最不愉快的事，也显得非常可疑，因为他服务五年以来一次病也没害过。老板
一定会带了保健医生一起来……”

　　卡夫卡的《变形记》说的是人类异化的悲哀。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发
现自己蜕变成甲虫之后，并没有首先对自己变形的感到震惊，反而为不能按时上
班而惶恐万分。同样地，港人的抑郁症不完全来自“非典型肺炎”的威胁，而更
多因为一月来港人的早已程式化的生活被严重搅乱了。似乎是生平第一遭，香港
人的日子不再是被无穷无尽的、早已策划好的会议、报告、死线追赶着度日，而
是一秒、一分、一小时地数着过的。而这样生活，却让港人痛不欲生！

　　可不是，过去几十年来香港已经从渔港发展成发达的商业社会。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本来百花齐放、各显神通的生活方式通通归拢了，梳理了，继而分门别
类地规范起来。于是，会议、报告、死线，开始统治着我们的起居，管理我们的
人际交往，甚至规范我们的情感。这些东西形成“秩序”，令我们的生活井井有
条，一旦失去这些习惯了的秩序，我们便不知所措，徒然堕入惶恐之中。

　　换句话说，香港人早已成了卡夫卡笔下的“变形人”而不自觉。我们是如此
活在程序中，结果我们变成靠程序维系生活，因为程序可以代替了内容，程序可
以掩饰空洞。无论变成大甲虫也好，非典型肺炎带菌者也好，我们依然要惦记上
班，因为上班早已变成生存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只有在早上沐浴更衣准备上班
的时候，我们体验到实实在在的“存在”；只有在发表工作报告的时候，我们感
受到被人尊重；只有在完成生产指标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生命价值。而过去一
月来那些不需要上班的“空闲”里，我们却被迫要面对“生存”这个永恒的课题，
面对生存价值这个可怕的扣问，我们于是惶恐、沮丧、继而抑郁。

　　然而，程序又何止规范我们的公共活动，仔细看看我们的私人空间，香港人
的消费模式、人际关系又何曾不是程式化的？我们用一起看电影来代替情侣间的
情感交流，用一起上茶楼来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用购物来表达夫妻间的柔
情蜜意。瘟疫之可怕，在于它突然将我们掩饰在程式化背后的贫乏公著于世。当
饮茶变成了高危活动、看戏犹如自杀、逛街购物变得危机四伏，我们突然发现，
原来这些仪式早已变成感情的替代品了。

　　在这些“敷闲”在家的日子里，人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爱侣有多爱自己；人们
发现子女们热衷上ICQ交谈多于向父母倾诉；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另一半原来有
如此不堪忍受的固执和僻好。当窗外瘟疫肆行的时候，香港人突然陷入前所未有
的危机。我们发现，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我们活得如此匮乏，理解、关怀、
交流变成昂贵而不可得的奇世珍宝；我们发现自己建造了许多徒有仪式而缺乏血
肉的人际网络，在网络中我们独自孤单；我们发现，离开了冷气充足的电影院、
喧闹非凡的茶楼、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情与爱皆不知所踪！

　　可幸地，香港人似乎还没有全部“变形”。近日来晨运者似乎越来越多，香
港的郊野公园逐渐地多了些野餐的家庭，沙滩上过早地出现了嘻闹的儿童。人们
开始翻出许久没有播放的唱片，掸一掸封尘的书架，泡一壶清茶再读一遍卡夫卡
的“变形记”。

　　也许，非典型肺炎可以变成好事。它可能迫使香港人在脱去各式各样的程序、
仪式后，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也许能启发港人去发掘的心灵财富，重建人与
自然的桥梁。不过这种“去”“变形” 是否会成为一种集体意识，还是会随瘟
疫之消失而消失？谁知道呢，也许待瘟疫消失后，大家都会伸个懒腰，计划下一
个春游？

杜青

　　爱情和生命是人类不朽的主题。不同的只是不同背景下的人物。

　　有本书叫《霍乱时期的爱情》，在前年中影公司引进的电影《缘分天注定》
中出现过，作为男女主角感情联系的引子。法国电影《屋顶上轻骑兵》描写的是
两个青年男女在瘟疫时期的爱情。里面人们的恐慌，跟今天相比，如出一辙。那
青年贵妇去属地吃饭，所有的人一直到饭桌上才知道她来自疫区，骇然变色，立
马跑了个精光，跑前严厉斥之为不负责任，就跟今天中国被西方斥责一样。后来
这女子被军方抓住关入隔离区，男主角更是无法无天，纵火放跑了所有的嫌疑对
象，不知由此传染了多少人。这事，发生在西方，叫英雄主义，唯美，若发生在
中国，肯定就叫野蛮，丑陋。

　　我觉得人类总会面临不断新的挑战，就象人生其实从来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历史人类遭受过多次瘟疫，当时的科技更加落后，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还是存活
下来了。放在历史长河角度考虑，个人的悲欢离合确实微不足道。中国经济今年
一季度达到9%，大家都以为经济开始进入快车道，谁想到突然来了个非典，二季
度以及全年肯定没戏了。国际上甚至说要“隔离中国”，就跟《黄祸》似的。连
莘莘学子的签证都受了影响。不由不令人感喟个体生命之渺小卑微以及人世的无
常。

　　但马克思恩格斯也说过每个人的充分发展是整个人类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之所以有超脱的态度，往往是因为我们不身处其中，所以才能站在屋顶上往
下俯视处于混乱中的芸芸众生。个体的生命对个体来说是极其宝贵和无可替代的。
因此，为了人类的发展，就必须保存和发展自己。

　　但如何生存下去呢。似乎没有特别的方法，除了隔绝被传染的可能。官方宣
传要注意卫生习惯，我以为这是本来就应该具备的，不过因为此疫，大家由此改
善自己的卫生习惯，倒也不是坏事。昨天单位每人发口罩一只、板蓝根一盒、力
度伸维生素C两支外加一个苹果。今天每人再发苹果一只。口罩和苹果倒也有用。
板蓝根和维生素C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在此强烈声讨那些发国难财的无良外商内
商！），单位随大流发也就算了，个人如果惊惶失措，跟着去抢购，实在没有必
要。现在的城市里，如果说那些有余钱买维C“进补”的人会因为不吃这药片而
缺维生素C，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偏偏就有很多朋友信誓旦旦地跟我说吃维C预防
感冒，某外资药品公司广告也宣扬吃维C，“让感冒远离你”，唯独它的药品说
明书上不敢这么说。昨天单位里还到处洒消毒液，每个洗手间除原本就有的洗手
液之外，再放消毒液一脸盘，我觉得这至少比熏醋强。即便醋有杀菌功能，这力
度怎么也比不上药店的消毒水吧，除非这病毒就怕醋。新闻里还说北京一些学校
发放中药，我是很怀疑其效果的，因为什么原因还不知道，如何去治？说起来，
这些工作，无非这么些目的或者原因：安慰剂；病急乱投医；撞大运，能用的先
用上，不管有无效果，没准就撞到一种东动能够“扶正怯邪”。再有一个，解脱
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这是全世界皆然。当年防范“计算机2000年问题”，全
球动员，白花花的银子流水价使出去，眉头不皱一下。鄙单位更换电脑、更新系
统、增加双岗、甚至购置车辆等等，好不热闹。结果新千年一过，虫子却没捣乱，
全球的大小股东们不干了，纷纷要求董事会解释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又是另外
一番热闹景象。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为了做各种能做的事情，以解除其未来可能
承担的责任而已。就个体自己来说，得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我承认中国官方有隐瞒和企图大事化了小事化了的倾向（现在是不行了，化
不了了），但这也是全世界政府的顽症，或者说人性使然，当然你可以说西方政
府有强大的被监督。但我确实不同意时下一些来自西方的评论。不同意，不是说
他们所述的事实是否真实（对此我虽然无法去验证，不妨假定是真的罢），而在
于他们叙述时已经预带的眼光和预设的立场。事实即使只有一个，使用不同的立
场观点方法，结论或者给人的印象截然不同。例如有篇文章说“根据能掌握的情
况，早在11月16日，在这座位于肥沃的珠江三角洲的工厂密集的城市，2或3名居
民已经倒在了一种现在被称为SARS的…的魔爪下。这些最初的死者并没有引起注
意。当有着14亿条生命的时候，生命显然是低贱的。”我本人相信，最初出现这
种病症的时候，将它跟其他的病症搞混，或者没有引起注意，是可以理解的。但
该文这种夹叙夹议，就将整个中国体制下的所有行为都贴上了漠视人权的预设标
签，也即：不是因为过失或者因为科技水平所限无法认识，而是因为对人权的漠
视而漠视了生命，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现代文明社会看来实在罪不可赦的行为。

　　现下来说，诚如yyf《关于北京高校萨斯病的情况汇总》里的观点，也只能
靠政府并且配合政府的正当措施，除非你能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同时要监督政府，
政治家或者政府总是会犯错误的，西方民主国家也一样。无可否认的一点是，这
个政府或者人民代表是通过你的选票选上去的，你自己也负有责任。你如果不同
意，你可以投反对票，投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专制”
或者“无选择”，至少我没有看到哪个选民被迫去投谁的票，我投了反对票也没
人来找我。这比光在旁边指责要好上许多倍。

　　最后一点，“保持卫生，不四处走动接触高密度人群，不到敏感地区，注意
周围人群是否有可疑情况，调节饮食和睡眠，调节心理”，维持一种“简单”的
生活。可以这样自我安慰，要这样都能染上，那整个社会和人类都差不多了，那
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 )

非典造成的心理恐慌远远大于它实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