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存则诗废人亡

作者：黄纪苏


    去年某日看电视，发现当年为朦胧诗做过宣言书的某位，如今在为百货写广告，豪情不减当年。我儿子对剧场外面的“戏剧性”一直不能理解，我便拉他在电视机前就坐，又佐以革命党做了空空道人、大家闺秀操起皮肉生涯的例子。他居然懂了，在跑开之前设想他们班长下学期成了流氓头，门门功课倒数第一。

    记不清这位前诗人围绕下海上岸都讲了些什么，总的意思是，如今这年头诗人实在没法当。“诗人”果真洗手不干了，我觉得于人于诗，即便不是福音，起码也算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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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我们知道，是表达感情的；而“诗人”，我们也知道，是写诗的。问题是，感情谁都有；可“诗人”只有个别人在当。最流行的解释是，只有个别人感情特别发达，而且格外会表达。这话不能说一点事实没反映，但它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这个没一寸土地没有主儿——听说月亮也被什么人注册了——的世界上，有办法的人，他们的藏章是无处不至的——孤寡老人、下岗职工当然除外。从前原始社会人人都跳的舞、都哼的歌，有些后来高雅起来，成为贵族上等人的特供商品，像“京叭”“吉娃娃”一样，被戴钻戒的手指胡噜来胡噜去。

　　前些年还向大众办办展览的画家，如今不都地下党似地跟有钱的收藏家进行单线联系么？

    那么如今的诗又归谁所有呢？归一伙所谓的“诗人”。这话“诗人”读了一定拍案称奇：如今的诗就像破产企业，我们留守在此无异殉道，将来肯定追认烈士，哪儿来什么“所有”不“所有”啊！诗的确是百业中最萧条的，可这并不妨碍诗人从中渔利，“利”自然是广义的，可也没广到“私”字之外。但见诗人聚啸酒吧沙龙，往大路上攻夺声名，土径上劫掠女色；待到闹出了名堂，便被请到纽约巴黎一带的诗歌节上戴着脚镣舞蹈，顺便在附近小黑屋里观摩一丝不挂的舞蹈；更上一层楼的，就要考虑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策略了：评委家附近的景色如何入诗？反共声明选在哪个黄道吉日发表？不一而足。他们那些密电码似的“诗”，中国老百姓见了固然一毛不拔，外国人也未必真能识货。不识货就对了，这些诗本来就不是写给当代蠢物看的。好在外国人明白这个道理，常能替子孙后代预付一些美元马克，赔钱翻译出版他们的诗集，还把人接过去，让他们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哭诉这边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好像还有一种“生命状态”。名额虽只给个别人，希望却属于全体。

    那么，少数人又是如何把像吹口哨一样普通自然的东西据为己有的呢？办法自然琳琅满目。比如有种简单而痛快的办法，就是垄断“诗”的名称。从前正统士大夫认为他们做的才叫诗，而带有民间色彩的“词”则只能算“诗余”，就好像“本科”身边蹲着“大专”。曲为“词余”就更等而下之了。名目上的差别对应着社会资源的实际分配，做词的柳咏便登不得庙堂，只能在妓女堆儿里胡混。到了现代，诗的字典定义虽然兼容并包，但在“新文学史”及其他热闹场上晃来晃去的，始终是白话诗人。写白话诗写好了可以——虽然不是一定——“出息”“成功”，可以进作协。相形之下，倒是旧体诗更处于一种民间的自然抒情状态。八十年代以来，因为要和欧美接轨，白话门中更只有现代派一支在大家心目中称得上诗，向往未来的女孩一般都在这路诗人手里失身。

    最重要也最值得玩味的的办法，是把写诗变成竞赛。都赛些什么呢？赛技术和天分。这两样东西之于文艺既得利益者的美学，就像警犬之于豪宅。旧时代的士大夫以“诗法”“诗律”“诗格”“诗式”严肃其事，把广大读不起书的人推搡出门外。牛背上的情种只好把心里话向一截竹子倾诉，骚人墨客见了有趣，欣然写入画图；山里的姑娘只好把她的世界唱给溪水鸟雀，落魄的书生听了“呕呀吵喳”的越加愁苦。说来有趣，就连东坡的诗（词），他们都认为不符合技术标准，还是胸怀大些的同仁指出苏某之“破”，其实是在法度之内。头十来年我们还能听到做旧体诗的老师傅吓唬小学徒：“做诗可是讲究用典的！”最能体现这种技术原则的，便是所谓“学人之诗”。

　　这种诗做到极致，一群博士配上部《永乐大典》也未必不留“存疑”。现代白话诗办的是“大众化”的牌照，可它摔门出了士绅的精舍，没两步便拐入中产阶级的沙龙，不久从后门钻进诗人俱乐部就不爱出来。“诗人”们斜倚着书架，策划着什么“抑扬格”什么“先拉菲主义”，把白话诗像牲口般往自家学问技能的场院里不住吆喝。他们号称“学贯中西”，所做的诗自然像被苏格拉底以来的无数死鬼附体，乱糟糟的不知在说些什么。到如今，诗人跟读者兜圈子本领更有长足的进步，读他们的诗就仿佛参加“中秋猜谜灯会”。有心走近诗歌的常人，一见那没头没脑的语言——明明是中国字，却又不像中国话——便转攻高能物理、吐火罗文去了。社会学家研究过化学术语的的形成，据说“二芬”“六烷”之流的一大功用，就是高墙深堑，让外人望而却步。这其实是各个领域通用的验方。比如提到平等正义问题，专家学者只需把XX方程一念，围观群众就都老实了，否则炸油饼的厨子还以为自己最有发言权呢。

    技术淘汰掉一大批人后，还可用“才性”继续裁员。前者因为是对付普通劳动群众，读书人哪儿有不齐心的，所以一下就搞定了。作为民间精神体现的《诗经》遂成绝响。后来历代的竹枝词，也就相当于小摊上的灌肠爆肚，有钱人偶尔会来碗解闷。而后者要在知识阶级内部搞利益集中，便没那么容易了。历史上“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此兴彼替，这边几尊“诗伯”，那边几位“诗怪”，谁也不肯让谁。“才性”的标准着实凶险：曹植马不停蹄走了七步，诗竟做好了；贾岛为炼一字，居然围水塘绕了三年。这样高的要求不仅一般人达不到，而且读多少书也是白搭。因此才子的轻薄流利，和学者沉郁板涩滞，孰是孰非一直没有定论。两种标准倒是有斗争也有妥协。记得多年前在一个画展上，京城某名流扫了一眼外省某后进画家的诗作说道：“诗不是不可以做，但得先弄明白诗是怎么回事。”旁边一位“大诗人”忙打圆场说，“诗可以不合仄，但要有奇句。”现代诗人好像没听说对“才性”有什么争论，这可能是因为人数不多的缘故。他们心照不宣地为这个小集体塑造了一种随时会出事儿的人格形象。在这方面，诗人确比艺术家来得实在：后者的遗世独立相只表现在头发裤子上，即便裸奔，也是在资产阶级艺术的精制镜框里。诗人则据说海子卧轨以来已有数百人前仆后继赴了黄泉，留下一所诗的凶宅让圈外人避之唯恐不及，圈内的未亡人自然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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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之成为一种竞技，还有更深远的人类竞争文化的背景。

    人生需要一些滋味，那便是“意义”。进化了这么久的人，数来数去，意义也就那么几种。像满汉全席这样的口腹之乐，花前月下这样的男女之欢，我们祖先上树前就已领略，不过版本低些罢了。不过在这些意义当中，有一种人与人较量中出来的妙趣，像“金榜题名”“技压群芳”之类，确是了不得的发明。这意义，虽然猴山上下依稀也能看到，却是黄土抟人以来才变得蔚为大观，它使人类的竞争不再同于动物的竞争，使人迅速膨胀为地球的主子，万类的领袖。

    这种意义，一面成全了人类的喜剧，一面也造就人生的悲剧。竞争恶性膨胀，社会的每个部门都有它插手，生活的每个环节都有它参股——时常还要控股，结果搞得处处是拳坛，人人像泰森，凡事非要决出个高低，动不动便咬耳朵。年轻夫妇补了锌又补钙，发誓要怀个攻无不克的孩子，人生没开始就起了狼烟；后来孩子老了，坐在太阳底下的小板凳上，与隔壁老太太比试谁家的儿孙更有出息，漏风的口角依然刀光剑影。人这辈子，入不入伍，“战士”算是当定了。百年匆匆而过，除了喊杀声，我们还听到过多少别的？除了挥拳扫腿，我们还见到过多少别的？除了兵书阵法，我们还想了解多少别的？钻研多少别的？

    诗很早便成为承载此类意义的一条船，桨声帆影的走了千年，把一拨拨的“西湖十才子”“未名湖四杰”从籍籍无闻的此岸运到声名赫赫的彼岸。应该说，在提倡“感物咏志”的古代，这类货色大概还只装了半舱。那时候，“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的确包含“比较级”在里面；“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司空表圣），说得更明白；国家则努力把诗变为社会阶梯，科举考试便设有赋诗一项；民间也按照社会等级的思路，从诗人中选拔“诗圣”“诗仙”“诗鬼”之类——民国初年还有人把同光朝诗人照水浒的天罡地煞排列了坐次。但在很大程度上，那时的诗歌仍是仁人载道说教的去所，常人吟风怀人的地方。这也正是为什么那时的诗歌能为几乎整个士大夫阶级所阅读和写作。

    到了近现代，诗歌像许多事情一样，大大地行业化了。关于这个行业化过程，自有名牌的说法可资依循，如“第X 次浪潮”之类。但据我浙江村的理解，那其中也未尝不包含这样一种可能：在结果不平等的前提下，手段的趋于平等，使得竞争越发扩大越发激烈，原来有数的几块金银铜牌已经打发不了黑压压的健儿，迫切需要增加赛场赛项，多分些65、66公斤级组，这样众李逵就可以在较固定的小圈子内运斤成风，而不必一齐杀奔东京。结果，诗歌便被正式征作这样一方制度化的比武场。诗人来这儿不为别的，为爬社会阶梯，为人生“一搏”出人头地。他和那些开公司的、抢银行的、走官路的、读博士的、办绿卡的其实是一回事，不信有朝一日他们互相移植心肠，保管不会出现排异反应。

    竞争造就了行业，行业意味着利益，利益趋于集中，而集中的结果，就是大家常议论的“小圈子”。大众有时远远望着小圈子纳闷：就那么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折腾什么劲儿呀？但对里边的人来说，只要名位、钞票、等级制度、出国交流等等应有尽有，圈子的半径倒是越短小越好。一出实验戏剧，那台下坐的本来也是台上演的或台后忙的。演员有时脱离剧情朝观众席里抛句黑话，飞回媚眼，“受众”一方自然明白怎么回事的多，以为又在闹先锋的少。七八位现代诗人围成一桌，聊过美妞的动向，传达了海外珍闻，便可筹划中国诗歌明年向何处去了，因为，按他们的统计，“人都到齐了”。倒是这些年市场经济着实难为了小圈子一回。由于实行自负盈亏，早已自绝于普通群众的诗人艺术家们一下子前无市场后无靠山，慌得他们忙将刊物按菜市场的办法划摊位出租，还忍痛脱下精英的外套赤着脚向资本家化缘。资本家看到昔日的阳春白雪如今化作糖精蜜饯而来，心里怪舒服的，一高兴便拨款的事时有发生。

    诗坛成为行内比武场，直接受到伤害的还是诗本身，是诗历来的感物咏志功能。竞争要求言人所未言，能人所未能。而诗人跟你我一样五谷杂粮出身，哪儿去找那许多新颖别致的感受而且纯天然？为了入围，只得抱定“画鬼容易”的决心胡编乱造，居然春季推出新款，夏季掀起新潮。那些皇帝的新装，老实人见了大眼瞪小眼，又怕是自己的问题，只好判定诗人过于个性化了，太不注意普及了。殊不知诗人虽不归工商部门统辖，写诗却断然是做生意，云山雾罩的背后是对手段的精打细算，对利益的终极关怀。要不他们返璞归真都专挑人均GNP高的国度。他们炮制了不含成语的诗作，类似环保食品，据说受到欧美客户的欢迎。他们打出广告，说发明了新潮古体，预计人均年产四百首，超过正常出恭。他们阴茎”长“阴道”短的，仿佛内分泌出了乱子。其实他们性欲哪儿就大到随处发作的地步，不过是被竞争被声名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向犄角旮旯讨生活罢了，这和从前荒年闯关东走西口是一个道理。他们还互相吹捧，说某某的诗作高妙得让人边读边手淫。他们的诗我是一读三叹，觉得焚书坑儒实在应该辩证地看。有回我姐姐从书架上取了本诸如此类的诗，打算拿回去给孩子看，被我及时制止——我怀疑他们的诗是否让自己直系亲属靠近。指望子弟读他们的作品陶冶性情，那不是向寿衣店订制婚纱么？

    恶性竞争不仅造就虚矫伪诈的诗作，而且特别容易网罗品格低下的诗人。中国对诗人的品格境界历来有所要求，孔子诗教即主张做诗与做人的统一，圣徒不必，赤子之心总是要有的。当今却是“本事”“能耐”的一统天下，只问手段高下，才能有无，至于为人的善恶忠奸，一概不管。“奸”只要大，“盗”但凡巨，便有鲜花环绕，便有掌声包围，他们的犯罪记录便能写成故事，印成书籍，作青少年的人生指南，中老年想补课也可以参考。顾城砍杀妻子，往好里说也是丧心病狂，可到了一些人的嘴里，就仿佛那是修成正果似的，就因他“人才难得”。虽说诗坛不是神坛，但那儿的蝇蝇苟苟形迹、神神鬼鬼勾当，已然不是寻常早市的气象，而是西直门立交桥下的黑市光景了。诗人们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对社会正义豪无承担，实在看不出他们同屈原杜甫辛弃疾有任何血缘联系，倒是和地下过街道里卖毛片的像走散了的亲兄弟。他们开口“艾略特”闭口“魏尔伦”，一听就是倒外币的角色。那边一象征，他们旋即堕入五里雾中；那边一颓废，他们乳房屁股争相入诗；那边一“现代性焦虑”，他们便宣传起自杀。这些人不少兼着“自由主义精英”和“清醒的少数”，属于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一族。一想到自己脚下是黄土身边有黎民，鲜花插在粪堆上，他们就气得摇身变作“黑马”“疯狗”，对穷苦父母以至周遭环境连踢带咬：骂昆仑山唐古拉山呆的不是地方——长城尤其可恶，否则中国老早就把买卖做遍五洲四海了；骂汉武帝没能独尊墨家，为木匠弓匠泥瓦匠设个工程院，不然中国飞机大炮火车还不是样样第一，哪儿至于到别处打工刷盘子；骂义和团刁民就会犯混，害得列强一点也不看好这里的殖民环境，要不中国就跟香港新加坡一拨起飞了。不幸中的大幸是“东方”到底还有些魅力，单眼皮黑辫子硬是顺西方的灰兰眼，有朝一日妹妹过去和了亲，自己探了亲，中国就是淹成一片汪洋又有什么？人民改当基围虾大闸蟹就是了。这大概是为什么他们要一心宗奉“文学主体”，极力鼓吹“唯美”“技巧”，那种小头锐目不戴面具，势利心性不裹外衣，好意思光溜着上场么？这些人其实心很虚，为了壮胆，他们还拥戴小流氓做了自己的图腾，头前开路。


    3

    竞争固然在人类生活中已根深蒂固，不是三五次社会革命社会实验所能撼动的。但人既然号称自己的主人，口口声声创造未来，就不应认贼作父，把实然当作“必然”而屈膝缴械，把“必然”当作应然而为虎作伥。应该目光长远供在些，从点滴入手，为人类的生存寻找新的基础，为未来的发展设计个好点儿的方向。精英朋友读到此，“乌托邦”三字一定到了嗓子眼儿，我建议还是暂且咽回肚里。既然大家都心有余悸，那么就先避开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这些大的方面，而把手术刀对准体育、音乐、诗歌这些小的部门。比如说，国家体委只保留一个“群众体育司”，竞技体育让位给全民健身——马俊仁金志扬索性调到国防部去。与其腱子肉集中堆在个别条腿上，不如让它均匀长在每个人身上。又比如，再不用贝多芬莫扎特干扰胎儿的正常休息了，再不用皮鞭搓板培育音乐神童了，也不买飞机票送他们东征西讨，挣一堆金杯银碗回来空摆着，而是提倡音乐的民间化大众化，让广大群众不是专会竖耳朵，而是都来动手掌握一两样乐器，都有机会把不正的五音练正。这样，当春天的太阳升起来，大家便脱了羽绒服跑进运动场，跳远，踢球，长振出浪。当春天的月亮升起来，大家来到窗前把微醉的心绪付与键盘，或站在树影里用根笛子或埙之类追忆从前。

    诗也诗一样，先把“专卖店”“驻中国支部”“常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统统取下，再把围墙推倒，把山头铲平，让清溪流过，野花开遍，让诗成为每个人言志言情的场所，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所在：大家到此松开板儿带，把横眉立目黑煞掌权且收起，去感受一回明月倚窗、风行水上、婴儿啼哭、万籁俱寂。诗从此跳出三百六十行，与等级、市场一刀两断。“诗人”则悉数遣散还原为普通人，往后有真情才赋诗，无便意则不如厕。写诗将只是为情为义所迫，而不是为利为名所驱。其实从来写下动人诗章的，多不以“诗人”自视，更不会考虑这首诗将在《98诗歌年鉴》上占一席还是一角。他们做诗的时候，只是仁人烈士，只是痴男痴女，只是有判断有激情有想象有正义感的人，只觉得心底有种无名的冲动，哭不足以尽兴，笑不足以尽兴，舞之蹈之不足以尽兴，月下徘徊不足以尽兴，风中狂走不足以尽兴，歌以咏之是唯一出路。这就是屈子行吟泽畔，这就是文天祥感叹零汀，这就是何塞·马蒂、毛泽东、格瓦拉吟哦烽火征程，这就是蓝天下大地上数不清的游吟诗人、民间歌手那曾经像风像水流传的诗篇，这就是古往今来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在田间灶旁人海中孤灯前那自斟自饮未曾留下的诗酿。

    废除“诗人”，能为诗开生路，能为人添生趣，说不定，还能对改良社会小有建议。这样面面俱到的好事情，试试又何妨呢？



                                                                                          98.5一稿，99.7二稿

自第2节以后，我也决定转攻吐火罗文了......[em13]

不能要求每个写文字的都成白居易嘛，要给人家留下一滴滴故弄玄虚的空间保住饭碗。
那个那个“吐火罗文”听听名字就有点倒胃口，好像还跟什么佛经之类有关系，还分什么吐火罗文A、吐火罗文B……总之是“烦文”。还是留给季羡林吧。

季羡林只喜欢写些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