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传承，信息永生（一）

开篇


假设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五岁开始，把每天浓缩成两千字，一直写到一百零五岁。那么，你一共写了七千三百万字，相当于一百部《红楼梦》。
这样，一万三千个你的一生，也只不过刚好能填满薄薄一片存储器，它只有指甲盖大小，只有半克重，一旦丢失，就可能再也找不到。如果有人想要在一百年内读完这块小小存储器中的文字，他需要不眠不休，并且每秒钟扫过三百字才行。
我们用一个更轻飘飘的单位来描述它，说它容量2TB。这个个位数的描述，却意味着五十万首MP3歌曲，或者七十七部高清蓝光电影，亦或者六十七万张一千万像素照片。这是五百年前最博学多识者也无法想象的庞大信息量，现在却能闲闲放在我们的指尖，一不小心就会乘风飞去。
在这片数年之内即会面世的存储装置面前，浩如烟海不过是往事，汗牛充栋早已成笑谈。它足以记录一个人毕生的所学所想，并可以容易地传诸后世。
人们一直试图为后人留下些记忆，而从公元前一万五千年的岩洞壁画开始，这种设想才逐渐成真。文字的发明是一大革命，它让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经验与知识简单方便而明确地放在身外，让它有机会一代代传承。岩石、金属、泥陶、骨骼、皮革、布帛、竹木都曾被用于记忆的传递更替，而人们也一直在寻找更轻更快更好的载体，能够将所有在险恶生涯中艰难累积的智慧记录下来，不致遗失。
从纸张、印刷术到磁、光、半导体存储设备，存储密度变得越来越高，存储设备也越来越复杂。今天的人们可以以很少的代价，将自己的记忆完全交给这些不会忘记的金属、半导体和塑料，解放自己的大脑，让它去做更擅长的工作。无论是对机器还是对人来说，这可能都是最好的分工。
2010年10月，西部数据公司的执行副总裁Jim Welsh谈到，到2014年，每户家庭平均会存储1TB的数字内容，而迄今已有近六十年历史的硬盘，依然将会是最主流的存储设备。人们依然会对云存储心怀疑虑，毕竟它看起来并不如手边的硬盘看起来可靠和安全。而随着带宽的迅速增长，使用者对光盘这类存储介质的需求会下降，下载的便利性让DVD和其他光存储设备的价值逐渐趋近于零。
这也许只是一家之言罢了，毕竟这种论调出自世界上最大的硬盘生产商之一。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就是我们永远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Gartner咨询公司认为，世界上数据存储量正在以每年40%的速度递增，几乎每两年就会翻一倍。这又是一个相互纠缠而发展的范例：当我们拥有更多存储设备的时候，就会发现有更多的内容需要存储；而这又使得我们不得不添置更多存储设备。这像是一条不归路，而也许正是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虽然今天的存储设备已经能够达到惊人的效率，但是人们仍不满足。研究者们依然为更高的存储密度、更低的能耗而努力，试图创造出堪称完美的存储设备。它应该容量巨大，应该体积微小，应该成本低廉，应该访问迅速，应该能够长久保存，甚至直到世界末日来临的那一天。当这种介质被发明出来的那天，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群体记忆，将会与人类这个物种延续最少同样长的时间。
在这系列文章中，我将会和大家一起回溯历史，回顾我们将记忆逐渐从脑中剥离的历程。我们会看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存储手段，从古老而原始的刻木、结绳记事，到纸张和计算机的冲突，再到那些以今天的眼光看起来笨重得可笑的早期设备。我们会看到那些存放于身外的记忆，犹如一个动作迟缓的婴儿般蹒跚学步，直到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放足狂奔，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并且裹挟着我们轰然前行。
当然，伴随着这一路历程的，是那些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人们。他们以天才的想法和不屈的努力为起点，以痛苦失落和奋力挣扎为代价，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成就了今天日常生活的基础，让我们受益无穷。我打算写下这些文字，只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阅读。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一
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做过解释。

——欧内斯特·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
马尔塞利诺·桑托拉，1831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圣米盖尔，毕业于马德里大学法律系，是一位博学的考古爱好者，生活充实而富足。1875年，一位牧羊人告诉他，在他家族拥有的阿尔塔米拉牧场上，发现了一个岩洞，似乎有人生活过的痕迹。这位考古爱好者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兴冲冲地前往，第一次考察就找到了一些小件文物。但是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直到在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他发现法国南部的一些文物与他找到的文物十分相似，才重新产生了考察的兴趣。1879年，他带着九岁的女儿玛利亚重返故地，再次钻进这个石灰岩洞穴中。
在颤动的蜡烛光下，眼尖的小女孩发现了岩壁天顶上巨大绘画。桑托拉在被震撼之余，很快从马德里大学请来考古学家比拉诺瓦·彼拉，合作对这个洞穴做了深入调查。他们一致认为这应该是旧石器时代的绘画，并且在1880年里斯本的一次国际考古学会议上，发表了调查报告《桑坦德省史前文物调查笔记》。



然而，这项发现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当时的主流学界并不认同他的发现，欧洲人类学和考古学的领袖人物，法国科学家加布里埃尔·莫尔蒂耶和埃米尔·卡太海克认为，旧石器时期的人类不可能拥有如此高超的绘画技艺，认为这些应该是现代人的手笔，认为是桑托拉伪造了这一现场以骗取名誉。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当时的学界甚至不肯派出考察人员去实地考察一下。1888年，桑托拉去世，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还被认定是一个可耻的造假者。
进入二十世纪，更多的有史前壁画的洞穴被发现。直到1902年，人们才确认了这处壁画的真实性。卡太海克考察了阿尔塔米拉洞穴，并且向玛丽亚保证，一定恢复她父亲的名誉。他发表了著名的《一个怀疑主义者的忏悔》论文，公开承认他先前犯的错误。桑托拉和他女儿的发现终于获得了肯定。
阿尔塔米拉洞穴中的绘画，是用坚硬的石头刻出了浅浅的轮廓，再用木炭、赭石，以及混合动物血和脂肪的颜料涂抹而成。这里一共有超过150幅壁画，被画下的形象包括野牛、野马、野猪、羊和鹿等等，造型真实而优美。这些被叫做克罗马农人的晚期智人在一万多年前像是突然之间达到了一个艺术高峰，至今在考古学上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先兆，就像是突然插进了历史旋律的一记强音，又突然消失。许多在这些壁画中使用的技法，如透视画法、动态感等等，一直到万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才又被重新发明出来。
现在，这个洞穴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受到严密的保护。那些身处冰河时期的人们当然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后代会把这处他们栖身的洞穴视为人类艺术的起点，也是人类知识传承的开端。
然而，这些壁画到底有什么作用，人们还只能猜测。我们只能从这些绘画中看到，那个时期的人类与野兽们共同生活的记忆，他们彼此围猎、追逐、搏斗和残杀。当夜幕来临，人类回到他们栖息的洞穴，用手边随手可得的原料，默默地记录起那些惊险、勇敢、生存的快乐，以及死亡的伤痛。
他们选在了在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表达方式来记录他们的记忆和感情，这种方式不需要任何解释，就可以跨越种族的隔阂。这些史前人类以他们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方式记录下他们的生活，这些洞穴里的绘画也许是当时人类的历史，也是他们的生存的记忆与信仰。他们使用木炭和颜料来记录的内容，与今天我们藉由现代存储设备保存的东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他们的这些绘画保存了上万年之久，而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人工制造的存储设备能与之比肩。
纸张，不过能保存百年而已。软盘只不过能保存几年，光盘的有效期也只有十几年。一次摔落就可能对硬盘中的数据造成破坏，即使是全固体的半导体存储器，也只能保证数十年的记忆。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录设备都需要相应的读取装置；就连纸张上的文字，也需要最合适的解读。而最反讽的是，获取读取装置的方法，却刚好被存放在这些记录设备当中，就像是将保险箱钥匙锁进保险箱一样无解。
当另一种生物成为这个蓝色星球上的主宰者的的时候，也许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会依然留存，但是现代人类文明的记录，或许已经丢失殆尽，或许再也不会被解读出来。
也许正像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三体：死神永生》中所写到的那样，要将记忆保留下来，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刻在石头上，深深地刻进去。
(待续 本文删节版已发表于《电脑报》)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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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纸漫漫
永远无法根据过去而规划将来。

——埃德蒙·伯克，《给一位国民大会成员的信》
1947年初，十六岁的默罕默德·艾拉迈德正在在死海西北岸放羊。在寻找走失山羊的时候，这个贝都因族的年轻牧羊人发现了一个岩洞。他往岩洞里扔了一块石头，却听见打破了器皿的声音。小伙子钻进去看，发现了一些陶罐，而埋藏了两千年的记忆，就此苏醒。现在，这些古人的记忆正在被扫描成高精度的电子版本，单薄而易碎的古老遗物，将会和现代存储装置共存亡。

陶罐里存放的，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死海古卷。在之后的十年间，人们在这片地区附近的十一个山洞中发掘出了更多的古卷，一共能拼成约九百种不同的文献。在公元前一百年到公元后数十年之间，一族迁徙至此的犹太文士收集和抄写了这些文献，并在公元66年到70年间第一次犹太人起义的时候，把这些珍贵记忆藏进了干燥的洞穴中。
这些古人的文字写在磨光的薄薄羊皮纸和纸莎草纸上，用麻布紧裹，外面还浇上了一层沥青。只有这样，在那种干旱的环境下，它们才能保存两千年。而即便这样，这些文件现在也已经残破不堪，在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只能用亮度很低的小灯照射，以尽可能避免光线带来的损害。在时间面前，人造物总是显得脆弱无比。
羊皮纸、纸莎草纸，以及在东方广泛使用的竹木丝帛，是人们最早的便携式存储器。太阳底下并无新事，这些存储器和磁盘光盘的原理依然相通：利用外界力量改变存储介质的表面特征，为这些改变赋予意义，让他们可以分辨和识读。
而这些存储装置，必须依赖一个前提：公认的记录符号——也就是文字——的发明。在文字出现之后，那些轻飘飘的说出口就马上消失的语言，终于找到了载体；人们之间的交流，终于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获得了极大的扩展。文字，就像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的火种，终于燃起了文明传承的熊熊烈焰。
以纸为薪
然而，文字天生的简单性，让它无法细致而全面地记录下所有信息，也让它只能做为一种无奈的代用品而存在。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文字的发明会导致人类记忆退化，甚至把这些书写的符号同麻醉药相比较，认为这两者在提供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消极的负作用。他的学生柏拉图更加激进，认为文字已经成为了某种不利于人类的“异己”，认为书写文字同真实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距离，认为通过文字，人们获得一些近似智慧、而非真正智慧的东西，却让人们自以为无所不知。这两位大哲人都认为，文字是死的，它没有能力辩解和诠释。它只是思想的尸体而已。
然而反讽的是，我们之所以能获知他们的观点，却恰恰是文字的功劳。文字的无力和模糊，也许是在那个时代，为了广泛传播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更好的沟通方式，还远远没有诞生。

死海古卷上的文字，完全是逐一抄写而成。人工抄写是件相当繁重的工作，特别是当抄写时不能出现任何错误时，更是如此——这些早期圣经的抄写者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哪怕在一页上只写了一个错字，就要重抄整页。当时的抄本就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算机，笨重，昂贵，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
这种情形持续了上千年。存储介质的昂贵和书写速度的缓慢，让文字中蕴含的知识注定只能被少数人获得。出身和财富，往往决定了在人类知识阶梯上能够攀到的高度；而绝大多数人，甚至连攀爬这把梯子的权利都没有。只有降低获得知识的成本，文明才可能更迅速地发展。
在西方人依然在羊皮纸上抄抄写写的时候，公元105年，宦官蔡伦将改良后的纸献给了汉和帝。这是一项废物再利用实验的成果，那些天然植物纤维经过挫、捣、抄、烘等工序，很快就能变成便宜、便携而性能不错的存储器。在之后的数百年里，造纸术愈发成熟，传遍整片国土，而能够与之相配合的记录技术，却渺然无踪。
直到汉和帝第一次看到改良纸之后五百年，高速而低成本的书写技术，才姗姗而来。
（待续）

印章的放大版
“报纸的使命是印出新闻和制造麻烦。”
——威尔伯·斯特瑞，《芝加哥时报》,1861

在大量生产光盘时，普遍使用的是压铸工艺。人们会用金属制造一个光盘母版，它像个印章，一次次在基板上印出独特的凹陷小坑，每个小坑的大小甚至无法直接被肉眼分辨。压铸光盘和刻录光盘的区别，刚好就像是雕版印刷和手抄的区别一样。
雕版印刷术，大约一千四百年之前的发明。历史学家对雕版印刷的具体发明年代依然争论不休，但是主流的观点认为，大概是隋朝到唐代之间的事情。隋朝费长房所著《历代三宝记》中，有“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之说，是人们主要的判断依据；然而正是这句话，让人们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文字的模糊，再一次让人们迷惑。
实际上，在有了印章之后，雕版的发明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殷墟中就已经发现了印章，传国玉玺这种东西，并非秦始皇的首创。到了晋朝末年天下割据的时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阳文印章（谢谢laoma指正），大面积的雕版印刷，更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制品，是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更早的资料，即使曾经出现过，也遗失在历史当中。
因为中文字的结构复杂多变，雕版印刷术在中国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有人认为，雕版印刷的出现改变了人们手写文字的方式——用雕刀刻印出的书籍，让手写字也变得更加简洁有力。这种印刷术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所有尝试改变雕版印刷的努力，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了了之。
在这些努力中，最耀眼的应当算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试图将印刷的最小单位从页变成字，以此来增加印刷的灵活性；然而它需要的大量初期投资注定了它只是小众产品。为常用的数千个汉字制造字模是个浩大的工程，更何况在少量印刷的时候，活字印刷并没有突出的优越性。从北宋开始，人们不止一次尝试过活字印刷，泥活字、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都曾经被开发出来，技术已经发展成熟，然而却从未如同雕版印刷般盛行。

随着欧风东渐，1807年，西方的合金活字才进入中国。这时，距离毕升制造出泥活字已经过了八百年，而离欧洲人第一次用活字印制出圣经，也已经过了三百五十年。
让世界听见我的声音
如果你去德国美因兹市，会在中心广场上看到约翰内斯·古登堡的雕像，只不过那并不是按照他的相貌雕刻的。实际上，我们对这个发明了合金活字印刷术的人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探险家、一个金匠，开办过不少企业、负过许多债、和许多生意伙伴闹上过法庭。他做为工匠的经验，使他终于用铅锡合金制造出耐用的活字字模，而他的探险家精神，让他最终配置出了适合金属使用的油墨，以及制造出原始的印刷机——和用来为葡萄榨汁的机器十分相似。现代印刷的四大要件：活字及其定位法、适宜印刷的墨水、印刷机本身和印刷用的纸张，古登堡解决了其中的三项。

古登堡大概活了六十多岁。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终于掌握了必要的技术，从而开发出一套完整的活字印刷术。然而他并不能算是个成功的商人，在一次贸易纠纷中，他甚至不得不将自己开发出来的活字印刷机器赔给生意伙伴。显然，他的生意伙伴更有生意头脑，活字印刷厂很快就开始盈利。而古登堡只来得及印刷出少量作品，其中包括著名的《42行圣经》，每套分上下两卷，共有1282页。这套书印了180套，目前世界上还留存49套，每一套都价值连城。正是这些圣经，让他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中，终于可以在主教的庇护下，不必颠沛流离。
显而易见，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比手抄方式方便得多。活字印刷几乎马上传遍了欧洲，在大概五十年间，就印制出了三万多种印刷物，总数超过一千两百万份。这种势头让教廷相当恐慌，认为魔鬼的诱惑也将可以凭借便宜的书本而占据人们的脑袋，让人们背离上帝的意旨。
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当人们都能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时，建立于无知和欺骗之上的威权将不复存在。1517年，年轻德国牧师马丁·路德印制了那本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并且借助活字印刷术，迅速燃起了分裂天主教的烈火。如果在一百年前，马丁路德也许只是一个地方名人，然而在活字印刷术的帮助下，他的声音，可以被全世界听到。技术，就这样改变了世界。

在十五世纪，古登堡的印刷机每小时可以单面印制三百张，三百年之后，蒸汽动力的印刷机就将印刷速度提升了二十五倍。
人们开始不再满足。人们想让机器也能够识字。
（待续）


本系列前文参见：

记忆传承，信息永生（一）
记忆传承，信息永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