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实验室：说科学界八大恶徒

译者：伏维阁主
译者自我简介：征帆载酒天涯客，绕笔残云一灯孤。狂时说剑犹断水，闲来邀月共观书。
校对：chip
小红花等级：3.5朵
原文地址：Lab brats: Eight great scoundrels of science

世上怎会有科学家假造证明，忽悠同行，甚至嗑药求进？然而，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伽利略恰在此列。
当人们向我抱怨科学的枯燥乏味时，我很清楚他们的这个印象从何而来。但是，他们已经被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伪装给欺骗了！长久以来，科学和科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塑造成富有逻辑、责任感、客观性、理智和正直——换句话说，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但当我们细观科学史，就会发现事实上科学家们昏招迭出：嗑药、互相攻击、窃取想法、假造证明、恶意中伤……数不胜数，人性弱点显露无遗；总体来说，科学家和常人没什么两样。接下来，本文将逐一介绍那些科学史上最不同寻常的时刻，排名不分先后。

凯利·穆利斯：嗑药有理
首先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凯利·穆利斯还在仔细推敲一个有趣然而超越时代的想法：是否能根除那些会引起诸多疾病的遗传缺陷？他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掌握复制DNA的技术，从而使基因缺陷能够得以修复。
那时，穆利斯正供职于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爱莫利维尔市的生物技术公司——西特斯公司。尽管他提出的这个想法未受重视，而且他自己都被人认为是“胡言乱语的疯子”，穆利斯却拥有他的同行们所不具备的优势：一直以来，他用迷幻药训练大脑的非正常思维。
早在1966年，穆利斯就进行了他的第一次迷幻药尝试。又过了两年，在迷幻药被法律禁止之后，他和他的一些大学同学们掌握了在当时仍然合法的迷幻药合成技术。后来他表示，这些小药片曾在他的思维训练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让他能够将思维图像化，从而在头脑中想象自己“置身于分子之间”，甚至直观地“看到”DNA链分离和复制的先决要素。
穆利斯在提出复制DNA的设想之后，一直没有重大突破。直到1983年5月，他在沿着加利福尼亚一段山间公路驾车行驶的时候，恍然顿悟。正如他在1998年出版的自传《心灵裸舞（Dancing Naked in the Mind Field）》中写到的那样：“我的思维飘回实验室。我看到DNA链在我眼前旋转、漂浮；发亮的蓝色和粉色带电分子充斥山路，满目可见。”正是在那趟行程之中，他构想出了历史上首个人工复制DNA的方法――聚合酶链锁反应（PCR）。
这个想法最终帮助他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奖基金会宣称PCR“在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却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迷幻药的事。
沃纳·福斯曼：美人计胜
现如今，心脏导管术（cardiac catheterisation）——将导管由臂静脉插入心脏——已成为一种常规的医学观察和治疗手段。在世界各地，每年有上百万人接受心脏导管术。但是在1929年，心脏还被视为禁区；没有医生愿意冒着杀死病人的危险去触碰它。这就是沃纳·福斯曼——一个供职于德国柏林附近一家医院的见习外科医生——被禁止对自己施以心脏导管术的原因。
但是福斯曼并不就此罢休。为了完成计划，他需要做的就是进入放置消毒仪器的手术室。而他也知道，该手术室的一把钥匙掌握在护士长格尔达·迪岑手里。后来福斯曼回忆，他当年就像“贪嘴猫绕着奶油壶”一样围着迪岑打转。他邀请她共进晚餐，借她专业书籍，花好几个小时和她谈论他们对于医学的共同热爱。最后，他终于提到施行心脏导管术的话题。而她欣然同意作为第一个实验对象接受这个手术。

最终，福斯曼只是小小地利用了一下迪岑。进入手术室后，福斯曼将她绑定在手术椅上。之后，令迪岑震惊的一幕发生了——他将导管插入自己的肘动脉，将其推至心脏，并且自己走到放射科去照了X光片以证明实验成功。
福斯曼因此成就，与另外两人共同获得了195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爱因斯坦：蒙混过关
1935年，美国匹茨堡卡内基技术学院（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场演讲吸引了数千人申请入场，但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拿到入场券。一位有幸入场的纽约时报记者曾如此赞誉那位备受关注的演讲者：“这位谦逊的科学家……让在场的400位美国学者共同见证了宇宙如何在他手中重构。他所用的，只是一支粉笔而已。”这个演讲者，正是爱因斯坦。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自己的证明，爱因斯坦并没有花费足够的心思。这已经是他第七次试图证明E=mc[sup]2[/sup]，然而和前六次一样，这一次的证明也存在同样的缺陷。
早在1905年9月，爱因斯坦在发表于德国《物理年鉴》的那篇关于狭义相对论的推广的著名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第一次试图证明那个后来大名鼎鼎的质能方程。但是他没能成功——他误将低速物体运动模型套用在高速的光子上。在爱因斯坦的论文发表之后，编辑马克思·普朗克注意到了这个错误，并将其写入自己的论文里。但是爱因斯坦根本没有注意到，而是一次又一次犯着同样的错误。偶尔，他也会在脚注里流露出一点暧昧：“请注意，这不是严谨的证明。”
到了1946年，爱因斯坦在打算最后一搏之时，却发现已经有数学家对质能方程给出了完善的证明。见此情形，不免有人说质能方程不是爱因斯坦所创，尽管他“首先”将它提了出来。——爱因斯坦对此言论忿忿不平。后来，他似乎的确认输了，甚至出人意料地未将E=mc[sup]2[/sup]写入1949年的自传。

亚瑟·爱丁顿：笑里藏刀
“我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艾萨克·牛顿说这话的时候，他忘了说被他踩在脚下的可不仅仅是巨人——不知还有多少人也被他踩得无法翻身。牛顿绝不是唯一一位有此行径的科学大鳄。许多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常常将胆敢威胁他们地位的年轻学者毫不留情地踩在脚下。其中最臭名昭著者，莫过于“和平爱好者”，剑桥大学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
1930年，印度物理学者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来到英国读研，同时带来一个绝妙的证明：冷恒星的质量如果大到某种程度（即Chandrasekhar limit，钱德拉塞卡极限），它就会塌缩成为黑洞。得知此事后，作为他的导师，也是当时恒星结构权威的爱丁顿遂邀请他在将于1935年伦敦举办的皇家天文学会会议上阐述这一证明。
随后，爱丁顿花费了数月时间为钱德拉塞卡准备他演讲所需的材料，甚至还为他购进了昂贵的测量仪器。爱丁顿更是没完没了地盘问钱德拉塞卡如何构建他的全部论证。但是钱德拉塞卡直到演讲的前一天，才知道爱丁顿准备在他之后发言。当时他还不知道的是，爱丁顿一直以来表现出的浓厚好奇即将撕破和善的伪装，露出狰狞的面貌。
在演讲之日，钱德拉塞卡刚刚完成论证，爱丁顿就站起来说道：“这论证简直一无是处，”他说，“你是在开星际玩笑吗？”钱德拉塞卡当然没有。恰恰是这篇论证，让他获得了198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爱丁顿的敌意和羞辱迫使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在1937年黯然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在那里，他转向其他领域，然而终身再未登上科学的顶峰。
卡尔·萨根：以身试法
如果有一篇题为《核冬天：大规模核武器爆炸后的全球危机》的文章，它是否会引起注意？也许你会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毋庸置疑——特别是如果你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卡尔·萨根，而且它发表在著名《科学》杂志（222期, 1283页）上。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始终无人回应。所以萨根决定不再诉诸笔头，而改用行动来反对核试验。
萨根在这篇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预言：核战一旦爆发，会减灭地球上一半人口；而剩下的幸存者将会在笼罩数月的黑暗之中饥饿而死。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政府已经单方面停止核试验，但里根政府还不打算放弃。于是萨根，这个后来举世闻名的科普大师，亲身前往内华达核试验基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英勇翻入围墙。事后，他和其他437名抗议者都被逮捕。
鲜有科学家会像萨根一样，拼尽气力振臂疾呼于民间，为将他们的发现警示于众不惜以身试法。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主任，气象学家詹姆斯·汉森也是这样一位另类人物。他曾因参与抗议气候变化的示威而两度被捕。正如他的“战友”，致力于禁止氯氟烃使用以期阻止对臭氧层的进一步破坏的科学家舍伍德·罗兰所说：“如果我们研究科学，作出预测，却不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事态恶化，最后眼睁睁地看着预测变为现实——那么科学研究还有何用？”

伽利略：瞒天过海
如果爱因斯坦都称之为“无赖”，那这人大概就八九不离了。伽利略·伽利莱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如此确信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以至于无视那些在一个完善的证明中不应存在的疑点。
伽利略在向教皇乌尔班八世阐述自己的论证时称，潮汐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和地球自转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约翰内斯·开普勒早在30年前就已经指出，潮汐现象与月球有关。伽利略对此不屑一顾，并指责持此观点的人“纠缠于月球运行之类的无聊幻想之中”。
然而伽利略的理论最难令人信服之处在于，根据他的计算，潮汐每天只发生一次。但是众所周知，潮汐每天早、晚都会发生。尽管如此，伽利略毫不在意，坚持己见，并将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堂而皇之地写入了1632年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
当爱因斯坦为1953年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作序时，他称伽利略为可以被饶恕的无赖，因为这个值得宽恕的谬误失误产生于“对权威下的教条主义的激烈抗争”之中。
伽利略大概是首开强词夺理之先河。之后更有牛顿和爱因斯坦步其后尘，为不完善的理论百般狡辩。而且，此类学术不端的传统还大有历久弥新之势。2005年，《自然》杂志（435期，737页）上一个名为“科学家学术不端”的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一承认自己曾经在过去三年中有学术不端的行为。
沃森、克里克：偷为上策
非常时用非常策——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圣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深信如此。当时，他们极度渴望击败其对手——美国化学家莱纳斯·鲍林。而鲍林距离研究出DNA结构只差一步之遥。但是此时克里克和沃森面前困难重重：他们的同事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和莫里斯·威尔金斯已经退出他们的研究项目，并且一拖再拖，不肯公布DNA结晶数据。
除了把就在眼皮子底下的数据偷过来，克里克还能怎么办呢？当威尔金斯发现数据被盗之后，异常愤怒。克里克劝他：“虽然我们是盗用了你的数据，但是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不能让美国人抢了先。再说了，至少你和富兰克林能因此和好，也不失为美事一桩。”

这段话最近才从克里克的信件里被披露出来。但这并不是唯一一次克里克对他的同事流露轻视之意（《自然》杂志，467期，519页）。
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问题上，富兰克林尤其受到不公平待遇。1979年，面对大量的舆论指责，克里克反咬一口，称富兰克林“固执己见，无视捷径”。在同一个月内，他还写道：“一流的科学家勇于冒险……而罗莎琳德太畏手畏脚。”如此看来，要想获得诺贝尔奖，有时候不得不做些手脚。
埃托雷·马约拉纳：自杀成谜
历史上，科学家自杀事件绝不少见。比如气象学家罗伯特·菲茨罗伊，因为与同事产生纠纷（和一些其他原因，如经济困难、罹患抑郁等）干脆一死了之。再比如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因患上抑郁症而了结余生。但是，从没有人像埃托雷·马约拉纳一样，让自杀成为世上一段演说不尽的传奇。
出生于西西里岛的马约拉纳是一个极具天赋的物理学家，曾经拥有角逐诺贝尔奖的强大实力。然而在1938年，他忽然人间蒸发，只留下一纸自杀遗言。虽然他的自杀在表面上看已成事实，但实际上却疑点重重，不少人认为其自杀不过是一个幌子。
其中最著名的疑点有：恰在他失踪前不久，马约拉纳从自己的银行户头里提出了一笔巨款。而且，他的护照也和他一起失踪了。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马约拉纳被探查核机密的间谍绑架，还有人说他是被黑手党抓走了。甚至至今仍有传言道，马约拉纳实际上隐遁于南美；更有人称他穴居山野，披荆结褐，号称“犬儒”；能任意开立方根，全凭心算。
也有人提出一个更为浪漫的说法：马约拉纳为他所挚爱的量子物理献身了。根据量子物理学理论，生物可以同时处在生存或死亡这两种状态，正如薛定谔的猫所揭示的那样。也许，马约拉纳把自己变成了现实版的薛定谔的猫——既是死了，也是活着。
原文作者为迈克尔·布鲁克斯，《新科学人》杂志顾问。他的新书——《自由基：科学中不为人知的混乱（Free Radicals: The secret anarchy of science）》——最近已由Profile Books公司出版。
文章配图均采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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